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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启示:俄罗斯的文化反思运动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8:23|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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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俄罗斯的文明道路:“斯芬克司之谜”

 
      钟摆效应:东西方文化的交汇
      俄国作为一个在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国家,它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地缘、政治地缘、军事地缘的环境中。概括地讲,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欧亚文明。由于其本土文明的根基较多较早的根植在东方,又加上鞑靼蒙古长期统治的影响以及东正教文明中的东方因素,可以说俄罗斯文明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和社会心态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
      早在19世纪,俄国学者恰达耶夫在其《哲学书简》中就说过:“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此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代表作《俄罗斯思想》中曾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纵览俄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钟摆现象,它形象地描绘了俄罗斯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并延续至今。如果说基督教为俄罗斯的西方化提供了精神要素,那么13世纪蒙古征服者则为俄罗斯的东方化奠定了政治基础。成吉思汗的弯弓大刀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俄罗斯的表层生活,更以自己的政治军事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从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中莫斯科大公们获得了专制权力的概念,进而形成了农奴制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孕育俄罗斯文化的特殊土壤,使俄罗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技术和传统基因。

东正教的传统与西方文明
      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带领臣民在第聂伯河集体受洗,从“罗斯受洗”开始,俄罗斯就成为一个笃信东正教的宗教国家,宗教无处不在,渗透并扎根于俄罗斯民族的方方面面,诸如哲学、政治、文学、日常生活,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其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主体成分。西方基督教更倾向于通过知识和理性形势走向最高境界,而东正教则更看重东方的生命体验和直觉之路。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正教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东正教主张博爱、宽恕和忍耐,造就了俄罗斯人温顺善良的品质。但因缺乏理性,又容易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东正教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造就了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东正教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使俄罗斯人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俄罗斯文化里有很深的宗教情节或者说神圣使命感。用宗教的眼光看世界,这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
      “罗斯受洗”事件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1240年。蒙古鞑靼人占领俄国,建立金帐汗国,结束了俄国的西化过程,开始了东方式统治。从1240年到1480年俄国打败金帐汗国获得解放,两个世纪以来俄国一直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此后“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2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雄才大略的彼得一世在俄国开始推广急风暴雨式的西化改革。

横空出世的现代化运动
      彼得一世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俄国走向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开端。彼得一世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把一个在中世纪田园诗般的原野上悠哉游哉的民族,用皮鞭和棍棒强行纳入西方式现代化的轨道之上。他不仅强行在芬兰湾沼泽之地建立了“彼得之城”,从而开辟了通向西欧的窗口,而且雄心勃勃地把俄国从一个内陆国家变为拥有出海口的海洋文明国家。但彼得一世的改革又充满历史的悖论,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其一,在向西方学习时,彼得一世所注重的仅仅是技术文明,而相对忽略了制度文明,从而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彼得一世义无反顾地接受西方文明,但没有改变专制制度的本质,专制制度仍旧是近代俄罗斯文明的政治核心,而军队和贵族官僚制度是专制制度的两根支柱,人民比以前丧失了更多的人权,陷入更深的奴役。而这正是专制制度的特点。
      其二,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东正教会失去了独立地位,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奴婢,使教会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也为以后的教会分裂种下了祸根。彼得一世身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接续了彼得式的趋西方改革,俄罗斯再一次面向西方。到了20世纪初,沙皇专制的残暴和专横带有浓郁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俄罗斯再一次呈现出它的宿命般的东方色彩。

俄罗斯发展的“斯芬克司之谜”出现了
      俄国现代化经历了长达300年的漫长历程。正是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文化陷入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的两难困境中难以自拔。从此以后,俄国文化犹如钟摆一般,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摇摆不定。俄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赫尔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斯芬克司之谜”。即:俄国向何处去?究竟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还是西方式的道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从此成为缠绕着俄国文化的神秘的咒语—“斯芬克司之谜”。俄国文化深刻的两重性起源盖在于此。
      作为一种文化意象,“斯芬克司之谜”在俄罗斯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对俄罗斯、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性格和命运进行诠释的载体,它犹如一条“俄狄浦斯命运解读的曲线”,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俄罗斯文化的方方面面。
      俄罗斯精神与它的地理空间一样,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两极化,两种对立面、对立的力量的奇特融合。

矛盾与悖论的俄罗斯精神
      俄国知识界斯拉夫派的早期发言人霍米亚科夫认为,俄罗斯民族既能使人神魂颠倒,也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奇迹发生,能激起最狂热的理想和爱,也最能激起同样的狂热的绝望和仇恨。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民族优越、俄罗斯伟大与普济主义、全人类性;经世热情、正义感和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贵族气质……截然相反的气质、两种极端力量令人难以置信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禀性导源于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既不是纯粹的亚洲人,也不是典型的欧洲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俄罗斯就是世界的完整部分,是世界本身,东方与西方在俄罗斯合流,结合成一个世界。在最坏的情况下,东方与西方在这里冲突,演绎着启示录般的悲剧。俄罗斯性格的另一特点是极端性。在天与地,神于兽之间,俄罗斯人总是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既是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奥秘也是许多俄国人生活不幸的根源。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性格一语道破:“俄国人对中间文化领域不感兴趣,他们的格言‘或全部拥有,或一无所求’,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俄国人要么拥有真正的“神的敬畏”,拥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乐观精神,这时,他就会找到深刻的圣洁的真理,成为高尚的人;要么,他就是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不相信任何价值。
      俄罗斯人在科学和教育等方面表现出极具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而在宗教和文艺等领域则体现着被视为东方特征的神秘主义和感性至上的倾向;尽管俄罗斯文明在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在本质上却又与西方文明的核心拉开了距离,最终使俄罗斯文明更具自己的特色。在俄罗斯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东方和西方总是处在相互角力之中。
      俄罗斯国徽是一面红色盾形徽,主要由一只展翅傲立的双头鹰组成。它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两眼圆睁,炯炯有神。鹰头上装饰着彼得一世的三顶皇冠;两只鹰爪左执权杖,右握金球,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鹰胸前的小型红色盾牌当中是一个圣•乔治屠蛇的白马勇士像,寓意为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双头鹰国徽既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又是民族性格的象征。这个双头鹰左顾右盼的拟人化形象,绝妙地显露出俄罗斯的双重民族性格:忽左忽右,摇摆不定。

文化困惑与争议
      俄罗斯民族始终有一种文化上无归属的困惑。这也造成了俄罗斯在文化身份的定位上一直面临艰难的抉择。表现出犹豫和彷徨的状态。在俄罗斯文化尤其是哲学中长期存在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也是这一矛盾的典型体现之一。对西方强烈向往的西欧派对本国文化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俄罗斯没有内部的发展和自然的进步,强调俄罗斯只有放弃东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才能实现社会进步。迷恋俄罗斯文化“和谐状态”的斯拉夫派则宣扬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精神最纯洁、最热爱和平的民族,强调俄罗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完美,并警告西欧派说:“当你们敌视极好的东西时,你们将召来使俄罗斯灭亡的异己。”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理论争执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日亦无定论。

斯拉夫的民族性:谜面之一
      从地域文化和种族起源看,斯拉夫民族性是确定俄罗斯文明的初始形态和身份标志,它所培育的一套观念便构成了俄罗斯文明的基础——强调个人对共同体依附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在观念表述上非理性化等;对拜占庭文化和东正教的接受则是俄罗斯文明的第一次重构,这是“拓宽俄罗斯文明疆域的最重要的精神性事件”,既沟通了俄罗斯与西方,使其能直接进入欧洲基督教文明世界,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又因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差别,使得俄罗斯与西欧未能在精神上相融合。特别是“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普世理念促使俄国负载起拯救全球的意识,培养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弥赛亚理想,从而影响了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不是西化,而是不断召唤民族认同的运动;鞑靼蒙古征服古罗斯,使俄罗斯文明疆域又一次被改写,蒙古征服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俄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改变和影响了俄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秩序,逐步形成了中央封建集权体制,塑造出了农奴庄园制度,但同时也使俄罗斯大大扩展了国土疆域,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化国家,这是俄罗斯形成东西方文明错综交叉的文化类型的关键性历史转折。彼得一世改革使俄罗斯文明得到最大的内涵性扩展,它开启了俄罗斯面向欧洲、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仅仅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运动”——有别于欧美国家基于自身经济需求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

改革的自上而下,易于成功,也落入禁锢
      俄国历次改革都是在中央集权框架下,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虽使社会经济和国力得到了一定的进步和提高,但人民却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并使得欧化的城市与传统守旧的广大农村之间产生巨大的文化鸿沟,使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发生了隔膜,由此引发了俄国知识界持续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的激烈争论,以至于如何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相互不理解性,如何对待俄罗斯的进步,迄今为止还是不断被讨论的问题。
      在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不可忽略。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俄罗斯人非常强调自己的西方特征。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强势入侵、彼得一世向西方取经学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马列主义的发展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在上述五次社会—文化转型中,除了鞑靼统治时期和苏联早期之外,其余时期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俄罗斯社会的“西化”进程。  

与西方文明的重大交往
      在俄罗斯发展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差不多每隔一个世纪,俄罗斯都要与西方进行一次重大的交往。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战胜了拿破仑,而后者却成为思想和制度上的赢家。
      亚历山大一世的凯旋,无意中带回了西欧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瘟疫”。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的扩张欲望愈加膨胀,甚至开始试图超越西方。
      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努力摆脱西方的西方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种全新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尝试。在对西方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代表人类未来的苏维埃思想与制度一定会把没落的西方彻底埋葬。
      然而,在苏联70年的发展历程中,事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推崇“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对西方的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然而这不能仅归罪于思想上浪漫、政治上天真的戈氏一人。从赫鲁晓夫获悉可与美国总统会晤时的无比兴奋中、从勃列日涅夫与美国稳定而又频繁的接触中、从苏联以西方为标准和对手的赶超与对抗中都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向西方看齐的历史冲动。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的“西化”思潮再次高涨。叶利钦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为此叶利钦不惜明确地谴责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并宣称“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在此次西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再次显示出他们“崇尚极端”的特点:在经济上,他们不惜把70年的体制成果全盘否定,力图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建设市场经济的大厦;在政治文化上,他们决心“痛改前非”,用自由民主的“灵丹妙药”来医治集权体制造成的“溃疡”。
      然而,历史的合力并未使俄罗斯的“西化”进程取得预期效果,而是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近年来的现实使俄罗斯有些醒悟,它对来自西方的歧视与蔑视感到恼怒,也竭力想有所抗争,但仍无法彻底摆脱长期西向的历史惯性。

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来也没有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欧洲人。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蔑视。俄罗斯的先祖斯拉夫人最初曾被欧洲“文明国家”列入蛮族,即使俄罗斯皈依基督教文明,也没能摆脱这一歧视。尽管俄罗斯认为自己已经步入基督教的文明世界了,但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眼里他们还是不被接受的。俄罗斯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又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体系,使自己在和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之间又竖立了一堵墙。如果说东正教在一开始为俄罗斯融入整个欧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到后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妨碍了俄罗斯与西欧的进一步融合,至少是在文化和思想上。就整体而言东正教将俄罗斯的文化带入欧洲的主流文化同时它又使俄罗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这可以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诠释。在这里,文明的冲突不只是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导致,更主要的是由人为的文明歧视而引发。直到20世纪,丘吉尔还从骨子里将俄罗斯人看作“亚洲荒原上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不让他们跨过莱茵河进入西欧。由此可见,正宗的欧洲人从来没将俄罗斯人看成自己的同根兄弟。
      西方对自己的文明有自己的界定标准。西方人对俄罗斯文明也进行了规范。他们认为,“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 “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它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在极大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推行的西化政策也遭到了西方的蔑视。在叶利钦单纯而又热烈地向西方示爱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却不无嘲讽地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使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后来他又说:“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

面对西方,它是东方;而面对东方,它又成了西方
      面对西方,俄罗斯是东方;而面对东方,俄罗斯又成了西方。它一直夹在东方文化和西方这两个巨大的文化板块之间,但是它又没有强大到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之极。它就象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在东西方之间摇摆。
      地域上的东西方矛盾和社会构成上的上下层矛盾,一直是俄罗斯社会悬而待决的问题,这两大矛盾一横一纵,形成一个十字交叉,就像是俄罗斯民族要永远背负着的沉重的十字架。这两大矛盾的存在和延续,对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无疑会产生某种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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