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明研究 > 体制变革:组织文明化与组织力量的集聚

体制变革:组织文明化与组织力量的集聚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4:53|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字体:

第1节 社会转型中组织反应的类型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程度的提高,组织或组织间、地区、国内、国际间联系越来越广,人的活动和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问题急剧增加与扩大。一个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常常取决于它对外部变化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的能力。社会信息化、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一个空前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要求改变组织结构以增强其适应性、灵活性和反应性,改变管理范式以适应超高速的全球联系和信息知识本质的变化。为了正确认识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带来的组织构成方式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借助于复杂性科学理论,来增强对现代组织的复杂性、混沌性和自组织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转型做出准确的反应,就必须有能力去监视并认识组织所处的环境,而且,组织内部应该有能力对环境做出有效的反应。组织应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去影响环境并对环境做出反应,时刻注意捕捉信息,保持与资料来源的密切联系。组织可以对环境做出以下三种反应:管理型、竞争型和集合型。

管理型反应
      这是组织对环境最普遍的反应。包括组织任务的形成和分类、目标、政策和预算的实施、监控部门的成立,这些反应要么是作用的,要么是反作用的,目的在于阐明组织在处理与特定环境关系时的目标和任务。

竞争型反应
      一般来说,营利性组织多采用竞争型反应,但它对非政府性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是适用的。竞争型反应是指通过建立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来提高组织绩效。为了保持竞争优势,组织必须在外获取高于竞争对手的地位,或者经营方式独一无二,有价值,不易模仿。

集合型反应
      通过与其它组织日益频繁的合作,组织不得不处理对其环境的依赖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如今的组织越来越多地与其它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以此来控制环境的不确定性,承担一些对单个组织来说成本太高或过于复杂的项目。集合型反应可以帮助控制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采用的方法包括竞价、合同、合作、合资、战略联盟和工会等。如美国政府常常采用合同外包的形式与私人部门结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完成一些大的项目。
       

第2节 组织体制变革的方式

 
      变革的问题是组织文明化发展一直关心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组织中,都有大批的改革计划没有达到目的或仅仅部分达到目的。理解组织变化的机制,或说革新的机制,需要考虑到“变革的形成特征”。这种特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个需要剖析解释的问题。

作为危机和适应变革过程
      一般而言,组织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僵化性,它不能轻易地适应变革。因此,它的倾向是抵制一切变化。其中组织负责管理人员不断强化抵制变革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问题则存在于官僚组织周期性震动的危机中,不管它是公共还是私营化组织。组织绝对集中化的特点使得其中的变革总是自上而下进行,并以统一和非人格的方式在整个组织中得以实现。

作为集体尝试的变革
      组织的所有变革的行为都要经过对新的集体权力、新的合理化方式、新的整合方式的发现和获取来进行。变化就是尝试,尤其是通过发现并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而采用其他合作形式的尝试。这不是从高层或从外界强加的一种模式,而是参与到一个整体的过程中,个体或群体在这种集体过程中成为促进变革的行为者。
      但这种变革的构想也会遇到障碍。最重要的障碍存在于按部就班的一系列具体行为规则中。行为者们提高了与这些规则相适应的能力和技能,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对于集体尝试来讲却是一个障碍,因为这些规则界定了行为者的经验、推理方式、行为方式,从而限制了他们发现新的游戏规则的能力。
      在组织发展变革的实践中,往往那些存在着很多恶性循环的有组织的整体,即变化多样的整体,表现得最适合集体尝试变革。因为如果某一组织存在过多的恶性循环,组织的僵化性就要少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对整个体系有一点点限制作用。体系对于它所建立起来的调节机制不那么依赖。不会因为打破其中一个或几个机制而出现问题。恶性循环的泛滥在组织内部中造成新的参与空间,整合机制的规则有利于其中的变革。相反,那些形式单一的组织,如军队,则被强权、过于简单化的思想所严格限制。这些严格而僵化的整体不能容忍一点点变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将影响整体并导致危机。
      由于变革总要引起危机的,但危机会被集体尝试所超越,而形成行为体系的转变,但在僵化刻板的组织中,危机则有利于行为体系的复制。

作为发展的变革
      从很多方面来看,作为发展的变革构想是作为尝试的变革构想的变种。因为发展和变化只能是发挥地方主动性的结果;而地方主动性是建立在逐渐学习其他生产和管理实践基础上的。在这种变革的构想中,社会转型现象占有重要地位,是社会转型提供了变革的可能性。因此,与其说组织的社会发展是无中生有决定的变革行为,不如说是源于对外界环境和内部运转刺激的复杂的整体反映。因此,社会转型是组织变革的活力,并成为创造与革新的载体。
       

第3节 组织的文明转型趋势与方式

 
      当今社会转型引领的组织向一个多维的、多水平的、定性的、不连续的、彻底的组织变革,它涉及到组织文明化范式的转换。越来越多的关于组织发展方面的专业化区分,在于更温和的、演进性、致力于组织改善的行动和那些大规模的、革命性变革之间的差异。不管是采取“渐进性的”变革战略或者是“根本性的”变革战略,其表现形态都要么是“变迁”、“框架转换”。要么是“精细调节”和“基础的、在组织战略和文化范围内进行的变革”。而且还表现为以下的特点:

组织文化
      虽然定义、测量以及改变组织文化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人们已经设计了各种干预,帮助领导者和员工识别文化方面的假设,其中一些假设会促进组织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另外一些会阻碍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要区分这些假设,可以通过研究组织的人为饰物来进行,比如:办公室布局与地位的象征;这些人为饰物背后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背后的假设。

学习型组织
      即充分考虑到了个人、团队和组织进行学习的条件。比如,如何关注组织成员的防卫性惯例,如何改变雇员头脑中固有的思路正确处理尴尬和威胁。如何克服困扰组织的不利于学习的问题。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考虑复杂的问题。

强化团队方面的转型
      自从组织发展领域出现以来,对完整工作团队以及其他团队结构的关注在组织发展中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近些年人们对团队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兴趣,尤其是高效团队、交叉功能团队和自我管理团队。人们在自我管理或自我管理团队方面的兴趣尤其浓厚。由于组织面临着多方面整合的压力(提高质量、增加自身的灵活性、减少管理层级、增加员工士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团队建设,这方面的转型愈来愈引起从今的关注。

全面质量管理
      在过去的10年里,全世界对全面质量管理的兴趣迅速增加,成功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应用在某些方面与组织发展努力是一致的。

愿景和未来研究
      彼得.圣吉相信,“愿景的起源远不如愿景共享的过程重要。”他强调“共同愿景”鼓励组织成员发展和共享他们的个人愿景,而且他声称,只有“整个组织的愿景与个人的愿景联系起来”,那才算是真正的愿景共享。“’这种类型的共享很明显需要依靠组织发展过程来实现。通过干预设计以帮助组织成员看到未来愿景——对于组织发展来说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利用干预来规划未来和组织的潜在能力这一趋势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组织再造
      商业组织和媒体广泛对“再造”感兴趣——“再造”又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如:业务流程再造和核心流程再设计——这已经引起了组织发展实践者和理论家的注意。组织发展过程和价值观并不构成组织再造努力的基础,由商业和工业促进的再造,在组织发展实践者与这些相关现象应该和不应该扮演的角色方面带来了一些问题。
       

第4节 企业组织的变革

 
      企业组织的创立与消失
      第一份福布斯100强公司排名形成于1917年。1987年福布斯再次发表其独创的排名。在1987年,初始的100家中的61家已不复存在,仍存在的39家公司中也只有18家还在百强之列,这些公司虽然幸存但是业绩不好。这些公司从1917—1987年对其投资者的长期收益回报并不是很突出:比整个市场低20%。
      1957年的500家与1998年的相比,只有74家还存在,而且这74家中仅有12家超过标准普尔指数本身。而且,“如果今天的标准普尔指数仅由1957年它形成时排名中的那些公司组成,那么标准普尔指数的整体业绩将比它的实际业绩每年低20%”。为什么如此多的公司不存在了,为什么那些仍存在的少数公司的业绩大多处在平均水平之下呢?

变革的步伐生死攸关
      正如福斯特和卡普兰所说,上述的组织现象部分是由于变革的步调所致。在1917年,变革的步伐确实比今天慢得多。那个时期,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使出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巨大经济变化,公司的营业额每年只上升1.5%(按标准普尔)。一个当时在排名名单上的新公司有望持续65年不用改变。德鲁克指出,那时,变革不是最受关注的,连续性才是目标和做事的方式。那时的游戏规则是纵向融合,也就是说从原材料到分销再到客户,尽可能的拥有最多的生产线。但在1998年,“500强的营业额比率接近10%,表明名单上公司的平均寿命是10年而不是65年”。时代已经改变,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公司非连续性的时代,而不是连续性的时代。
      竞争与合作的模式变化
      福斯特和卡普兰提出的关于公司生存与合作的更多答案可在公司的外部环境中找到。任何一家公司的外部环境都包含无数个因素——举例来说,客户、综合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人口分布和政府规定——其中最有力的因素或力量,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公认的因素,叫做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非正式的累积”,不像公司那样有着高度规范的组织结构。福斯特和卡普兰的主要观点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公司的发展速度,它们变革的比率也相当不同,它们长期生存的基本设想正好相反:金融市场的非连续性和公司的连续性。为了公司的生存和成功,福斯特和卡普兰提出公司必须放弃连续性的假设。像他们所称的那样,公司必须明白并且冷静对待。

“文化禁闭”意味着死亡
      “文化禁闭”即无力改变公司文化,即使在清晰的市场威胁面前——这解释了为什么公司难以回应市场信息。文化禁闭源于公司隐藏结构的逐渐僵化,做决定的能力、控制体制及思维模式的固定化。这会使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操作能力受挫,公司的前途也不太乐观。此外,它标志着公司开始由辉煌走向萧条。
       

第5节 公共组织的变革

 
      观察公共组织的的视角
      传统的组织理论通常采用了封闭体系似的分析,并没有更多地认可组织与其所处环境的分离,环境是组织的绩效发生变化和变更的主要原因。
      借用费雷尔•黑迪所打的一个比方,公共组织所处的环境被视为一个“同心圆”,处在圆心处的是公共组织。他认为:“最小的圈一般具有最为决定性的影响,就官僚行政体系而言,圈子越大表明其重要性越弱。”这样一来,更大的圈就代表了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文化规范和社会传统。下一个圈代表经济条件,紧随其后的也许是司法圈。再靠里一点的圈是政治体系,它与组织及其管理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只能用分析术语将它们分离开来,而在实际当中根本无法做到这点。公共组织和它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互动的过程,它们经常产生非常深远的相互影响。

公共组织进入了一种与环境相互依赖的状态
      公共组织进入了一种与环境相互依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组织的生存和稳定成为了它们自身的目标。由这样一种联系所引发的不确定性迫使组织持续地对环境进行探测,以寻求合适的生存策略,并在操作方面寻找更为人所接受的选择。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这个开放系统允许组织从它众多的行动中筛选出对其生存,以及对其获得环境的接受而言非常重要的行动——这种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与此同时,组织管理努力使这种交易明朗化,并进一步把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区分开来,以此来保持它的特性,限定它的职责范围并保持它的职能和环境之间的有序的平衡。
      再则,环境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因素引入了竞争,提供了资源并为公共组织的绩效设置了限制,而接下来,这种限制又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对公共组织的历史分析不得不把组织和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纳入进来,并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因素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这种实在的附属物。

公共组织的变革与环境平衡
      政治的背景为政府设定了框架,它支配着资源,审批各种政策并控制管理行动,以保持社会中权力的平衡。司法背景所处理的是有关公民的生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以使他们免于独断地使用管理权威的侵害等等问题。从本质上讲,司法审查保护个人免于类似权力的滥用,鼓励合理的行政决议,并确保在形成那些行政决议时的正当程序。文化特性提供了整体的行为方式,塑造了影响组织行动的基本价值和规范。在公共行政所经历的历史中,它一直在从跨文化的比较中获益。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到现在,公共行政冲破了国家的界线,使得它能够向其他文化学习,并进而调整它本国的实践,同时使它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在文化发源地以外的地方得到应用。

新一代公共组织
      正是在这些环境的限制、交流、互相干预和影响中,当今的政府机构现在也不得不处理好它们外部环境的变化。它的外部环境即使不比公司外部环境更复杂,也是差不多复杂的。除了日常事务,政府部门一般还要和公众打交道,要应付各方面的监督机构。试图采取一个平衡的行动。在专业知识的能力、对重要信息的占有和大量资源(物质的、组织的和政治的)的支持下,当代的管理正处于一种更大的、第二代组织发展。
      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对有关可能称为第二代组织发展的正在出现的概念、干预以及它的应用领域给予了高度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某些方面甚至所有这些方面都会有相互重叠的情况。第二代组织发展特别关注组织转型。
       

第6节 中国组织体制变革的缘起

 
      集权式家长制的传统组织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将为现代组织结构的形成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政治层面的民主化将促进组织管理结构由纵向控制型向横向互动型变迁;社会层面的城市化将促进以集权式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组织体系向以分权式科层制为基础的现代组织体系的变更;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将会提高组织成员的革新意识和开放意识,为组织现代化提供具有较高素质的成员;观念方面的理性化将根治非正式关系畸形发展对组织运行的影响,并为组织现代化提供更多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
      总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此消彼长表现为组织潜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此消彼长,从而推动现代组织结构形式与运行机制的统一。

组织体制变革的开始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进人一个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1991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经济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化。”这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范畴的一个简明概括。也表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完成由传统准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
      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转型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文化条件,也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但这些制度说到底只是产品经济理论的产物,始终不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束缚。在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阻滞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转型整体效益低下,举步维艰。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变,也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进人一个全面、系统、深人发展的新时期。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社会的经济形态上,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又集中表现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由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依法治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型。第三,在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表现为由反映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思想观念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思想观念转型。

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依次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次并最终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转型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其涉及面之广,改革程度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增加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难度。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基础仍然薄弱的时候,就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更增加了社会转型的风险性。但是,从近30年的实践看来,尽管困难重重,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直在相对平稳地进行,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究其原因,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
      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来说,政府在面对内外挑战,谋求解决改革开放中不断产生的社会公共问题时,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类积极的回应、切合实际的思考和对不确定性的有效谋划。比如,西方主张运用非线性思维研究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的学者,主张在复杂的、利益分化的社会中注重运用政策网络来推行政策创新。这些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攻坚阶段运用社会网络,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具有某种类似性。在面对既要促进GDP增长,又要保持社会发展;既要保持东部势头,又要推进中西部发展;既要提高效率、活力,又要注重公平;既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等诸多两难选择时,政府在选择和制定治理战略时,就必须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元社会网络,致力创新,实现政府的调控机制与社会的调控机制互联,政府的行政功能同社会的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的管理力量与社会的调节力量互动。

组织变革的特点和实质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战略变化不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威内部的协商和对社会公众要求的某种回应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从一种政策集群到另一种政策集群,主要是内部结构发生的调整和主导原则发生的变化。其间断—平衡的表现也是特异的。至于政策学习,也不全是通过个体的社会化来实现的,存在部分的社会动员。一种政策研究理论和模型的变化是政策理论与实际运用之间的互动。
      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内涵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对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组织方式有相应的要求。因而,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类型单一的组织体系向现代社会类型多样化的组织体系的根本转变。
      试图用某种单一类型的组织把所有社会成员及其社会事务控制起来,这是传统社会在组织层面上的主要特征。与之相反,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组织高度分化的社会,是一个组织类型多样化的社会。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相适应,只有通过社会组织的分化、多样化才能将社会成员和社会事务有效地组织起来。
       

第7节 社会转型与中国组织的体制演变

 
      执政党组织理念变革
      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为一个多层面、多样化的社会变迁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党从战略上思考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执政能力,不断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战略上思考不断探索新型协调的组织体制,不断探索灵活高效的组织机制和丰富多样的活动方式。切实具体地体现出了新时期党建与现代化社会转型紧密结合的战略趋势和总体方向。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从根本上说,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总体背景密切相关。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由以往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因此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点,它们集中体现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和社会价值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政府逐渐改变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职能,弱化了以往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改变了对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包揽的状况,并由此引发和培育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分化的新格局。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必然造成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组织功能的不断分化,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模式将被高度专业化、独立化的多样性组织模式取代,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其三是社会群体的分化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尤其是在人们的个人能力作为人力资本,以及个人资产等共同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将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和财产的差别,它们构成了社会人群发生“阶层性”分化的现实经济关系的基础。如何使不同利益的人群形成新的社会协调与整合关系,如何使“单位人”与“准社会人”重新自觉认同和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些都是需要探索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
      社会转型一方面必然要求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这是激发社会的自主创新和活力的需要。我国从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全面推进城市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培育社会中介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深刻的理论意义,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成效。由此必然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深刻转变必然引起执政党本身在管理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因此,执政党一方面必须从战略上创新具有很强社会整合力的纵向横向网络结构的组织体系,确立各级各类不同性质机构组织中党组织的多样化功能,开展以社会化为纽带的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从而使党的工作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使党的组织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解决社会转型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政府组织变革
      政府转型属于上层建筑的调整,包括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文化结构、人员结构以及外部的环境构成等各种因素整体性的变迁。在经济层面,政府转型意味着要适应并推动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对国家经济体系运行的全面控制来实施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对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管理是直接的、指令性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实际上是政府不断退出经济领域而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政府遇到的挑战是巨大的。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政企分开,政府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向“只掌舵不划桨”转变,具体地说,就是政府放弃以往的具体经济职能而转向培育市场,涉及制定规则,制定法规,规范行为,调整经济关系,协调社会矛盾,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等职能。在社会层面,政府转型强调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扩大有序政治参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原有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也开始解体,即城市的单位制与农村的人民公社开始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体行为的自由度大为增加,人们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以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社会利益随之趋于多元化,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也在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这种自主性的社会实践锻炼了公民的自主能力,利益多元化增强了公民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和合理规范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公民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也开始要求政府更多地考虑公民的要求,谋求更有效地为公民提供服务。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换,意味着我国政府行为更加符合公民的意愿,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民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转型,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第一、政府内部结构转变。即当前政府整体结构、资源结构、区域结构、组织人员结构及组织文化结构的重大转变。第二、政府运行机制的转变。即当前政府的权力分配机制、控制机制、传播机制、流动机制等的转变。第三、政府管理观念转变。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整体性、渐进性是当前政府转型的主要特点。当然,这一过程是渐进发生的,而且必然经过一个权力-服务混和行政的过渡时期,但观察政府最近的一些举措已经足以证明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

经济组织变革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组织演化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产业组织演化主要是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下,产业内部企业与其相关联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最终形成寡占企业主导下产业组织形态。中国社会转型是顺应市场化的过程。社会转型前中国产业组织的演化是在中央政府直接作用下完成的低层次工业化,产业组织形态主要是区域性纵向关联寡占企业。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通过调整市场开放、产权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已经在重点行业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导寡占型产业组织形态,而且有向全行业扩展的趋势。中央政府的基本国策“改革和开放”就是调整影响产业组织形态主要变量。同时,借助非国有企业对产业绩效提高社会资源流量,利用产业政策转移社会资源以保证国有企业的产业绩效。“开放”直接引入外部资源,通过放弃部分国有产权换取流量,也强化非国有企业间的竞争,通过制衡两者之间的力量,最终实现产业的控制。所以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对部分产业的控制从发展趋势看中央政府将逐步收回对产业的控制。中央政府最终的产业组织目标是以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为产业主导企业,形成与外资(包括合资非国有控股)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市场竞争格局,中央政府所有或所控制企业保持对产业的控制权。通过市场竞争促使国有企业提高绩效减少中央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和补贴,使得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优势。所以,中国产业组织演化的将可能与西方产业组织演化相似的结果,仅仅是演化的路径不同而已。
      中小企业通常面临的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种种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变化随时在发生,这些变化迫使中小企业不得不随时做出组织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的时间内,国有大企业也许不做组织结构转换或只做一次结构转换,而中小企业通常会有若干次结构转换从而形成结构链,这些结构转换所形成的结构与战略之间的关系远比大企业复杂。中小企业的特征之一就是小而灵活,这就意味着其结构转换成本小,可考虑的战略方案相对就多一些;同时,由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竞争优势或竞争优势强度低,它敢于放弃原有的竞争优势,转而通过新的组织结构执行一个全新的战略,该战略与原有战略思路上会大不一样,所寻求的竞争优势与原来战略之间也没有多大联系。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中小企业组织以战略规划促进成长,突破企业制度的约束,以特色经营拓展市场,突破贸易制度的约束,以企业集群强化优势,突破产业制度的约束,以品牌塑造提高影响力,突破市场机制的约束,以技术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突破企业间合作制度的约束,形成了强劲的生存活力。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一定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前所述,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人民的利益趋于一体化,这时候,中国没有现在意义的非政府组织存在的条件。社会转型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与资源;同时,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使社会利益更加多元化,社会阶层更加多样化,分散的人群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来团结起来,维护各阶层的特殊利益,政府也需要在单位与人民公社之后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来发挥信息收集反馈的功能;更为直接的是,政府以往奉行的“大政府”理念造成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成本巨大,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对此必须通过政府的转换职能才能得到根治,但政府释放出来的职能也需要由其它组织来继续执行,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呈现出“暴发式”增长,以社团为例,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经过政府的重新登记和清理,这一数量有所减少。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其中,全国性社团1712个,省级社团20069个,地级及县以上社团5238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1.1万家。这些非政府组织正在从“政府的助手”变为“政府的合作者”,它们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一方面,国家以特别的方式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将其整合进政府系统;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也借用某些特殊的形式来获得合法性。
      

分享到微博或其他平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