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明研究 > 组织文明化的理论与历史

组织文明化的理论与历史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4:30|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字体:

组织这一形式早在古代文明国度中就已经出现,如在古代的中国、希腊和印度。但是,只有到了现代工业化社会,我们才能找到相当数量的、用来执行许多完全不同任务的组织。而今天,组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的那样:“组织的发展已经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每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
      我们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在19世纪——即工业革命引发下的经济扩张时期——的欧美诸国初露端倪。从那以后,组织不仅在数量和应用范围方面飞速发展,而且经历了结构上的转变:从先前基于血缘和私人关系的形式变为基于契约的形式。

组织的基本概念
      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定义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各种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答案。而所有关于组织概念的界定,并不存在简单的好坏与对错,采用哪一种取决于人们的理解和描述组织的目的,正如马奇与西蒙所说的那样:“组织的定义并没有多少目的,一个更为理性的认识是,它们提供了我们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基础。”组织理论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介绍如下:
      泰勒和法约尔等早期贡献者将组织视为一个围绕任务或职能而将若干职位或部门联结起来的整体。后来孔茨和韦里克则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个思想,在他们看来,组织就意味着一个正式的有意形成的职务结构或职位结构。
      韦伯在他的《社会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将组织定义为:“一种通过规则对外来者的加入既封闭又限制的社会关系……就其秩序而言,为特定个体的行动所支配,这个特定个体的功能通常是作为一个领导或‘头领’,有时也可以是一个管理团体。”简单说来就是,组织是组织成员在追逐共同的目标和从事特定的活动时,成员之间法定的相互作用方式。
      巴纳德关于组织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受到韦伯的影响,他以系统观念为依据,将组织看作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活动或力量加以有意识地协调的系统”。他认为,所有正式组织不论其级别和规模差异,均包含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愿望和信息传播三个基本要素,组织的产生、发展只有通过这三个基本要素才能实现。
      西蒙进一步发展了巴纳德的思想,并从组织决策的角度为组织下定义,他说:“组织一词,指的是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传播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其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许多决策前提、目标和态度;它还向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预见,使他们能够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哪些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有什么反应。”
      与巴纳德的系统论视角相似,20世纪70年代末,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在《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将组织定义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它是由目标与价值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它从外部环境接受能源、信息和材料的投入,经过转换,向外部环境输出产出。甚至可以说,组织是围绕各种技术的人类活动的构成和综合。
      组织经济学者,如威廉姆森将组织视为一种契约的联结,具体来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治理结构。在这里,他们实际上无意中将组织与制度混在一起了。而另一位学者诺斯则主张应该把组织与制度区分开来。他认为,制度是游戏规则,而组织则是游戏的参加者;组织是在现有制度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是为达到目标而受某些共同目的约束的由个人组成的团体。
      英国学者D.S.皮尤在《组织理论精萃》一书中认为:组织理论可以界定为研究组织的结构、职能和运转及组织中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知识体系。这一定义列出了组织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并指出了组织理论是一个知识体系。
      理查德.H.霍尔在《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中将组织定义为:“组织是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规范的秩序(规则)、权威级层(等级)、传播系统及成员协调系统(程序)的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存在于环境之中,从事的活动往往与多个目标相关;活动对组织成员、组织本身及社会产生结果。”
      霍尔定义中界定了组织边界概念。这一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边界问题很清晰。如执法部门的不同着装就明确界定不同的部门组织。但有时候组织的边界很模糊,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人们会故意掩盖其组织边界。组织中的规范秩序确定了组织中的分工协作。组织的效能之所以大于一群分散的个人的效能,是因为组织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专门任务,组织中存在着专业分工。权威等级是随着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任何组织内部都有自己特定的权威等级,存在着一条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条。组织中经常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而组织目标的实现要求意见必须统一。权威等级维持着组织的运作秩序,组织就是一个权力体系。如果说边界是组织的皮肤,秩序和权威等级是组织的骨肉,那么信息传播系统则是组织的血液。组织是通过信息传播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组织内外的信息传播流动才能使组织正常运转。信息在组织内部纵向传播,表现为上级向下级布置工作、传达指示和下级向上级汇报决策执行情况、请示工作等;信息在组织内部横向传播,表现为各个部门之间传播情况、协调行动;信息在组织内外传播,使组织与外界联系起来。组织适应于环境,作用于环境,没有信息传播,就不成为组织。

组织文明化的发展历史
      组织的变革与发展是社会环境演变的产物。从历史上看,组织文明化与人类同时诞生。在原始社会,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人们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分工协作,才能实现获得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目标。社会关系的密切和巩固导致了组织文明化的产生。
      远古时期,人类为了向大自然索取简单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防御并战胜敌人,以血缘群居为单位组织起来,虽然人类的自然环境十分严酷,组织成员的素质极低,劳动分工的方式极简单,组织的目标也很单纯,但这种简单的组织文明化使原古的生产管理、分配管理、生活管理与公共事务管理融为一体,并开创了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
      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奴隶社会的生产、分配管理已开始与总体的公共事务管理相分离。此时人类组织所处的环境不再是单一的自然环境,而是相对复杂的社会环境。组织的目标既要满足奴隶主的奢侈生活又要强化对领地的占有和对奴隶的压迫与剥削。原始社会的组织文明化在客观需要和创新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变革,产生了奴隶制时期的社会组织—奴隶主庄园。庄园组织中的劳动分工已经非常明确和细化,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统治者和被压迫者。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发达,组织文明化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封建时期的社会组织环境面临的是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且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自耕农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具有了劳动积极性,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适应了在小农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特点。
      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取代封建社会后,组织所处的环境再一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和贸易的发展,以及国民财富奥秘的揭示,使组织开始追求高额利润,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长期的生产和管理的实践也使组织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有了改进。为了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家庭手工业作坊在竞争中不断地通过联合或兼并进行重组,这样就导致了新的组织形态-手工业工场的产生,其基本标志是内部分工较细,出现了一些管理层次和次级部门,从而形成了以后高级组织形态的雏形。从而形成了这一阶段组织文明化的标志。
      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组织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也变得更为明确而单一,那就是疯狂追逐利润。大机器生产要求组织内必须进行更详细的分工,同时加强统一的计划指挥、领导、控制,以加强协作。新的组织形态需要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方法的更新,因此组织文明化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彻底的变革,从而诞生了近代组织-包括近代的企业组织和公共管理组织。而尤以经济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其先导:最初较简单的直线型组织向直线参谋型组织、直线职能参谋型组织演变,少数大企业建立了事业部制组织。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股份公司应运而生。在这种企业中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在内的互相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两权分离既保证了所有人的权益,也使经营者获得了必要的经营权。这些新的组织形态适应了新时期的特点,在保证了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各种产业、行业的消失与兴起,组织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管理”,组织形态也逐步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新形势下组织结构正在向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转变,组织功能将向虚拟化转变,组织规模结构将向两极化发展,组织成员的工作将向电子化、移动化、家庭化发展。而创新的组织结构形式主要有团队式组织、虚拟组织、网络组织和学习型组织。

环境的层次
      组织环境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它包括了四个亚层次:组织丛,组织种群,组织间群落和组织领域。
      组织丛的概念是从社会学理论中的角色丛概念发展而来的。社会学认为,一个身份伴随的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群与之相辅相成的角色。同样,组织也加入到与其特定的身份有关的各种关系中。组织丛概念的一个关键的、定义性的特点是从特定组织的立场来看待环境。它引导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组织丛的大小是多少,某群角色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另一群体的需求,合作者的期望值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吻合,等等。组织丛层次关注信息与资源的流动及其联系对特定组织的影响,
      组织文明化的第二个分析层次是组织种群层次。这个概念用以确定在某些方面相似的组织的结合体—例如,高等教育机构或新闻机构。种群生态学方法关注的主要是相似组织问竞争的分析、竞争的不同策略,以及环境变化产生的选择性效果。
      组织间群落分析层次运用于研究一定地理区域内相似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也被称为生态群落模式和组织间域模式,以及集体行动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不是某个组织单位,甚至也不是组织作为集合体的特点,而是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的范围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根据资源分配的方式以及域内组织被迫考虑其他组织行为的程度来划分环境,进而区分了四种环境:
      平静的、随机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域内组织所需的资源是不变的,并随机地在域内分配。
      平静的、集结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资源是不变的,但却是集结性的,因此组织的位置便成为生存的重要因素。
      混乱的、反应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资源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自身的行为,因此,某组织的生存依赖于其针对竞争者的行为策略。
      复杂性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所有组织行为者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组织关系或网络本身就成为每个组织必须重视的因素。
      组织领域则是指那些聚集在一起、构成公认制度生活领域的组织:主要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的消费者、制定规章的机构,及其他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为了便于分析,组织领域划定了一组在共同领域内运行的组织,这一领域有组织间的联系及共同拥有的文化准则和意义体系。局部的和远距离的联系,以及相似、相异组织问的横向和纵向联系都包括在内。领域概念使我们注意到,有些组织不是直接地发生联系,而是由于在相似条件下的运作而表现出相似的结构特点和关系类型——即“结构性等量”组织领域层次上的研究主要是由资源依附理论、制度理论及马克思主义观点等所引导的。
      组织领域方法包含了其他层次:组织、组织丛以及相互依赖的组织种群。在这种意义上,组织领域方法为综合前面的几种方法提供了基础,并为考察更广泛的结构和过程对组织种群、组织丛及组织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还为考察组织个体及其参与者影响环境的方式提供了依据。

经济学家的早期观点
      20世纪前50年,管理学和组织学理论学家都忽视了环境因素的影响,或者至少没有在研究过程中一直考虑环境因素,因为当时的理论学家一直在寻找有关结构、计划和控制等方面颠扑不破的原理。第一次明确指出官僚制度(科层、职位和规矩的划分都非常地清晰)的韦伯已经意识到官僚结构和过程内部可能出现功能失常现象,但是他同时仍然指出,官僚制度适用于所有的组织情境。同样,泰勒认为他的科学管理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他认为环境需求和组织目标都能通过管理基层员工的工作表现这样“一条最好的道路”而最终实现。包括后来的一些支持行政管理学原则的学者虽然开始将着眼点放在了组织的上游环境上,但也都没有重视环境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正关注着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调整,但是他们认为这种调整活动只是组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的表面活动,整个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生产,而资本与劳动力的配合也只取决于能否提高生产效率。他们认为企业决策和市场决策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少有人对这些决策进行延伸,将之与组织结构和过程联系起来。组织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实体,由一位企业家单独领导,所有主要的调整决策都由这名企业家做出——经济学家的这种认识与现实中组织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
      总之,早期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组织目标、结构、政策和程序等非人为性因素,而且这个时代的理论学家还声称他们的模型对各种类型的环境条件都适用。虽然这种普遍性的模型对管理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它们很快便让位于另一种更合乎实际但同时也更为复杂的理论。

权变观点
      50年代末和60年代涌现出了一系列权变模型,深入研究环境、技术、结构和过程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来讲,这些权变方法都强调“视情况而定”,而且组织学理论最近提出的一些概念都着眼于识别并说明决定组织行为的主要权变变量。早先的理论学家倾向于将组织的结构和过程视为管理者可以任意操纵的自变量,而权变理论的推崇者们则认为组织内部各方面的因素才是自变量,变量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组织及其环境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但寻找组织的分界线问题就好比寻找云朵的分界线。鉴定一个云朵,人们可以测量云朵的湿度,通过将一定的湿度定为标准来鉴别哪些物质“属于”这朵云,哪些物质“属于”云朵的外界环境。但是寻找组织的界线更为困难。例如,如果有人想测量组织成员互动的程度和参与性的程度,他就必须首先分离出相关的决策和事件。显然,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互动方式和参与程度取决于他们的互动和参与涉及到远景规划、工资薪水问题还是组织面临的破产危机。因此,尽管人们可以测量互动和参与的程度,但是由于互动和参与发生的时间不同、决策领域也不同,都会造成程度上的不同,因而人们对组织“内”和环境“内”事务的定义也就不同。
      1967年汤普森提出的整合模型是迄今为止最有用的综合性权变方法。汤普森认为组织试图发现环境中的同质成分,然后建立具有专业化结构的下属单位来应对这些同质环境。他们围绕核心技术建立了许多投入和产出下属单位,努力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不受动荡的外部环境影响。当组织能够将核心技术保持在组织内部,组织便往往采用了集中的职能型结构。但是,如果核心技术和环境审查活动是相互依赖的,组织更可能采用一种模块式的组织结构。此外,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组织的权力就越分散,主导联盟的规模也就越大。
      汤普森观点的实质是:成长于稳定环境中的组织不会对环境审查活动投入太多的精力,它们由于受到技术限制,更能够通过制定标准化的规章制度和集中化的决策过程来实现协作和控制。而当环境变得难以预测时,环境审查活动就变得更重要了,组织必须下放决策权,并且采取越来越复杂的昂贵协调机制来协调内部活动。汤普森总结出管理层的基本职能在于:通过保持环境、技术和组织结构三个动态要素之间的良好配合,保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组织在很多方面同环境相互依赖。由于组织的环境背景本身以不断增加的速度变化着,并日益复杂。参与者对环境的认知连同组织的注意力结构导致设定性环境的产生,这是环境特征和组织信息系统的共同产物。环境直接影响组织结果,后者反过来又影响以后的认知和决策。环境对组织产生影响,组织也改变和选择环境。环境为组织的建构提供了原料。组织环境日趋复杂和不确定,组织间不断扩大的分化和日益增长的相互关系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依附性。其他一些过程(常规化、标准化、理性神话的创造)制造了新的确定性因素。组织是向越来越复杂的状态发展的开放系统,既然组织的环境主要是由其他组织构成的,那么组织的环境必然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以经验为根据的调查研究而不是依靠假设,来分析和了解组织环境变化的程度和方向。
      

分享到微博或其他平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