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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传播思想框架中的发展传播问题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3:14|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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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面对的现实是: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显然已无法解释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必须面向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的发展传播问题。
      此时,当我们把发展传播问题置于文明传播思想的研究框架中时,我们试图探寻一条构建解释文明转型过程中传播与发展关系的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而且,我国学者提出的思路——“转型社会学的重点应该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世界的视野来看也同样如此,跨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传播研究领域关切的两个核心问题即是:“传播与发展语境”及“传播发展制度如何介入或干预社会变迁”。世界各国发展传播的研究者们也试图通过对发展语境的分析,透视传播如何介入发展及其相关的解决方案,以及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发展制度的选择与构建,如何决定一定群体的传播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文明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下,从回应社会发展问题的战略性研究,到大众媒介、传播技术的应用对个人、乃至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效果与功能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后,“后现代”的发展传播研究正不断转向更宽泛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视野。概括来说,当代发展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集中于:一,传播与社会转型;二,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变迁;三,社会运动与传播;四,传播与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关问题。具体体现为以下一些主要关注的领域:

全球化与传播
      全球化使社会各个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传播始终如同经济、政治、科技一样,是改变人类社会乃至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传播研究者尤其关注:正在超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势头而迅速崛起的传播全球化的力量,如何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探析全球化发展历史过程中传播的作用与力量的基础上,发展传播聚焦于传播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变迁的目标与传播发展战略、传播与社会冲突问题的解决等,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卷入全球化后传播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公共媒介的私有化与公共传播政策
      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构,自由化与市场解禁的同时,带来公共传播业的私有化,以及报纸、出版、广播、电信服务等互相渗透与融合对传播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发展传播的研究关注于这一过程与市场的介入与评估社会效果。于是,从公共政策研究的视角,评估影响传播的不同行为方式,尤其是政府行为与国家行为,以及国家政府体制的权力结构、经济和社会机制、社会文化和相应的社会资源配置状况等,如何影响传播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对于作为公共决策后果的传播政策对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效用与影响的考察,成为新世纪以来发展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

信息化与社会变迁
      对信息技术使用的研究是发展传播研究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大多认为信息新技术可能促进一个更民主化、参与性的社会的构建,有利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但“数字鸿沟问题”技术的使用与获得使用的潜力受到了限制。发展传播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产业或个人的信息技术使用问题,而是人们如何在一定社会发展制度下置身于社会变迁的问题,应利用适合的技术使人们(被边缘化上午群体)融合到全球市场,从而有利于全球发展与本地利益;同时,信息技术的使用也意味着人权与平等。
      跨入21世纪,信息与传播问题成为了“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信息化的包容性社会(Social Inclusion)列为人类新千年发展的主要目标,信息与传播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心议题之一。传播全球化在加剧,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但今天发展传播的解决方案不是寻求从上到下的,也不企图不断鼓动建立新的国际传播秩序,而是多层次的、政府与私营的、民间的、地方与全球的参与。但发展传播学者也对偏向传播技术为主导的发展策略提出了质疑。

参与式发展与传播实践
      在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社会发展政策等的研究与实践中,“参与式发展”已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概念。“参与式发展”的目的是要达成社会发展的公正、公平,即要减少存在于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和差异,以及要使社会成员获得外在与内在资源以及参与公共发展决策的机会。“参与式发展”的关键点是赋权,而赋权的核心是对发展援助活动的全过程参与和决策权力的再分配。
      20世纪末以来“参与式发展”正在成为发展传播研究最突出的理论趋向与方法论。参与式发展传播的中心概念即是“赋权”与“多样性”,促使从上至下的传播扩散型模式转化为“赋权参与”模式或多元化政策范式。这一发展传播理论尤其关注传播权力与体制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传播权力结构的框架中探讨“参与式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一些传播研究者也对“参与式发展” 提出质疑,认为不过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发展模式。

传播与社会运动
      传播如何促进社会运动是现今发展传播的重要研究议题。随着参与式发展成为发展模式的一个选择,传播被期待成为促进发展并作为一种力量抵制社会权势的方式。今天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介入发展问题,需要获得媒介协作与支持。发展与本土结合;抵制全球化“后发展理论”视社会运动为激进的,可选择的促进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式与一种抵抗联盟;美国学者Manuel Castell认为社会变迁是通过“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社会行为”,需要信息传播的支持。发展传播关注社会运动如何使用媒介促进社会变革,媒介报道与信息传播如何反映社会运动与社会团体的策略与公共话语的关系等。

可持续发展与传播
      1980年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提出了“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议题。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有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当代与未来、少数发达国家与人类共同体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传播关注于大众媒介如何参与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

跨文化传播与社会变迁
      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跨国传播对新世纪的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挑战。全球人口流动与跨国卫星电视已经形成了文化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社会变迁中,跨国传播增强了文化的认同,但这个过程也是“文化移植”与文化冲突的过程。鉴于当代人类文化已经呈现全球化影响的特质,在20世纪末联合国召开了“文化10年圆桌会议”,文化成为发展的关键话语、文化自由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社群的权利相提并论,文化传统与文化多样性问题正在成为发展传播关切的一个重要领域。

发展合作中的传播以及科技传播、健康传播和性别传播
      发展传播研究还把21世纪联合国提出“凝聚力”这一概念作为传播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的关键政策,以推动全球扶贫、民主与人权、环境保护、文化视角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全球协作,以及公民权利、民主参与的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基本目标等的实现。
      “科技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当代充满活力、富有新意的一个发展传播研究的领域。21世纪是全球传播的世纪,更是一个科技传播的世纪,科技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发展传播研究者认为:在今天的社会里高度重视科技公共传播的意义在于,科学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互动,可以促进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为此,通过媒体的传播与桥梁作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正在成为新世纪最有意义的对话。
      “健康传播”也是20世纪末期以来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形成和兴盛的领域,特别是今天艾滋病也对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挑战。“性别传播”即传播学与性别(社会性别)研究的结合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三个主要领域——女性与传播、对媒介内容和受众的女性主义研究,仍然是今天发展传播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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