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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非西方的一种文明形态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2:55|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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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选择文明进程方式的主动性
      在当代社会向信息化,全球化与后现代的文明转型过程中,在全球化理论,信息社会理论以及网络社会理论的影响下,全球性、知识性、主体性、参与性、超越性等正在成为新的发展观的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观上实现新的变革。在全球发展观看来,一国的发展再也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对一国的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既有制约性,也有促进作用。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只是对于如何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各方面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不管如何,强调发展的全球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思考发展问题、调整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广泛共识。
      在许多学者看来,世界历史从二十世纪末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信息占据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个人发展的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融入知识经济的潮流、分享知识经济的好处,迫切需要人们调整发展的观念和战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问题,从当前来看,集中体现为人们对数字鸿沟的热烈讨论。
      主体性在西方发展观看来,主要表现为人的选择的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近来提出了一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也是一种扩大人们所真正享有的经济自由和各种权利的过程。阿玛亚.森提出的一种新的评价发展的新方法:使用人们所获得的能力(Capabilities)以及功用(Functions)的程度来衡量发展的水平,而不是根据人们所获得的商品及其效用(Utilities)的状况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指的是可供一个人获取的不同的功能组合,能力同时也是一种自由,一种达到不同功能组合的重要自由特别重要的是不是人能够实现有价值的目标的能力,而社会承诺对个体自由发展至关重要。发展是相互依赖的过程,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同时,阿玛迪亚.森发展的自由观强调了对人的能力的培养,意义在于提高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

发展的超越性:社会和谐与安定
      在西方传统中,民主和参与概念一直是发展观的核心内容。阿玛蒂亚•森把公民权利作为经济自由的内容之一,就充分突出了民主和参与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此外,国外学者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普遍重视,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长期以来,国外发展观都是在宏观层面谈问题。随着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向国情特色转变,人们把目光对准了微观层面的发展问题,强调了基层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对对社区发展、社会资本的探讨,就属于这一潮流。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如何构建安定的、和谐的、互助的邻里关系,实现人的发展、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所谓发展的超越性,指完全跳出现有的发展模式,对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批判反思,彻底否定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发展观,建构出一种“后”发展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后现代的发展观和近几年兴起的后人类主义发展观。激进的后人类主义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生物基因工程的发展,人类完全有可能消除死亡,改善遗传基因,改变知识和信息的接受方式,从而在经济、社会、政治、价值观、道德观等所有方面实现彻底的变革。
      如果按贝克所提出的,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正在经历着从第一次现代化走向第二次现代化的文明转型过程,那么,在东欧及东方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的变动与改革,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正在经历一种新的文明的转型过程。

社会主义: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
      如同我国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除了西方文明外,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行机制。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一些西方学者,如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
      其实,西方专门关注社会主义国家变迁的研究由来已久。在1967年,在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的赞助下,一个称之为共产主义比较研究计划的委员会就指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来从事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一旦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要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 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们将在西方社会中发现的现代化逻辑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认为,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将反应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者又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

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差别性与复杂性
      我国的社会学家则认为,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研究提出新的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化历程相比较,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
      同时,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与苏东也形成了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别实际上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过程。在苏东地区,80年代末期发生的剧烈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自此之后,在这些国家尽管在社会的基本走向上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全是在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环境下进行的。
      而中国的改革过程,人们一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渐进式改革的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转型国家在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差异甚至转型国家内部在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差异,都明确地昭示人们,历史仍然在沿着不同的模式延伸。
      因此,我国学者认为,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转型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不同的是,它在经济上的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转型理论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即是在转型中如何处理体制转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有“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的市民社会形成与社会重建的问题,以及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构成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
      以苏联、中国、东欧为代表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转型的社会实践过程,为由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向转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研究依据。因此,转型问题正在不断得到了西方和转型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比较发展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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