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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传播的内因与抗拒文化入侵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1:49|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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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有正负面的影响,自主性不能缺
      以色列学者凯兹(Katz)和英国学者斯坦多比较偏重于从内因探究“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但每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依赖有轻重之别。推之到传播领域,只研究外在世界系统(外因)是不够的,还必须探讨每个国家的内在因素。
      凯兹在与亨德尔合著的《第三世界的广播:期许与表现》指出,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依赖”在程度或种类上都有巨大差别,受到动力(内在媒介的结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和外在因素(“中心”国家所强加的影响)的交互作用。他们认为,国际传播对输入国有正负面的影响,但内在力量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有它的自主性,第三世界并非束手无策,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来抵制外来文化入侵,如政府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缩短外来节目播出时间(这些措施在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已实施)。另外,在引进外来节目时也可做选择。他们的结论还反驳了跨国传播使世界文化趋同的观点,并反对一味排斥外国媒介的策略。

国际传播的自由畅通也可扶助本国文化的成长
      凯兹等的观点反映了研究者们对“媒介帝国主义”实际影响过程中内外因素作用的不同看法。还有的学者根据人类文化学“文化扩散”的理论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可滋补本国传统文化。所以,国际传播的自由畅通不是坏事,可扶助本国文化的成长。有的甚至认为,美国等跨国公司的向外扩张,目的完全是追求全球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此而已,谈不上“政治阴谋”,也未必与美国政府相一致。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不对称的互相依赖关系理论”,即权力的不平衡对文化有不利的影响,但受众可决定自己的需要,本国文化(媒介)产业的发展也有作用,但还没有不受限制的选择权。

华人学者李金铨:第三世界应制订自己的传播政策
      19世纪80年代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成果颇为突出的华人学者李金铨对此则持“中庸之道”的观点,他在《“传播帝国主义”理论省察》一文中提出,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正面影响不能过于乐观,第三世界国家媒介文化业的发展,并不意味依赖关系的改变。美国等的西方文化并不代表世界文化的“共同性”,不进行文化保护,即会损害原有的文化传统。但他也反对席勒等的要改变传播失衡就要退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张,提出第三世界应制订自己的传播政策,利用传播科技并使它反映大众的利益和需要,争取文化自主权的独立,鼓励文化创新,减少对外依赖,不接受肆无忌惮的“新闻自由”,但要维护信息的合理畅通,反对极权专制对媒介的控制。
      1981年,传播研究者费杰士(Fred Fejes)撰文提出,席勒等仅从政治经济制度的方面分析“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研究只不过显示了媒介工业在全球运作的情形,焦点是批判西方公司控制了媒介产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扩散,而却少有人对这个过程进行“媒介帝国主义”与传播效果关系的研究,即从更深入的文化的面向与过程,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究竟怎样受到跨国媒介的文化冲击,人们究竟如何体验外来的文化。费杰士所谓的文化取向,是指在市场特定力量支配下,外来文化(媒介)产品对受众产生了哪些意义,消费外来文化对于社会不同文化类型产生了什么影响。费杰士认为,应该研究受众接受这些产品后的反应,以及到底这些媒介文本如何被“诠释”的?这些“诠释”会不会随着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抗拒文化入侵的社会心理
      英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霍尔(Stuart Hall)1973年发表了《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一文,摆脱早期文化研究受法国哲学家阿图塞(L.Althusser)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接受信息的结果的观点,开创了媒介受众的主动性研究。根据这一受众理论,一些学者从文本与观众的途径,分析了西方媒介产品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在有关“媒介帝国主义”的文本研究中,由于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在全球的畅销,许多研究者便以此剧为对象进行文本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似乎与席勒的观点迥异----“没有任何媒介对它们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而操纵性的效果”。在〈〈收看〈豪门恩怨〉〉〉这本书中,安(Ien Ang)否定了一些研究认为接受媒介帝国主义的文本即产生意识形态效果的观点(如多夫曼与马特拉的〈〈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这些研究大大低估了观众主动而积极的与文本交涉的能力及批判力。另外两个也以〈〈豪门恩怨〉〉为研究文本的学者凯兹(Katz)与李比士(liebes),通过一个规模很大的对以色列境内观众的调查研究后也认为,观众是积极主动的,而且他们还参与了意义的建构,他们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入侵”具有抗拒和反省批判的能力,席勒等传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夸大了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力。
      这类经验主义的文本研究,打破了“媒介帝国主义”传统理论的政治经济结构研究的单一视角,揭示了受众接受外来文化的复杂过程,使“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向媒介、个人、社会等系统全面的互动关系深入。但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却认为,虽然文本和观众之间有一种交互作的关系,不能低估受众的主动选择和解读作用,但这样的文本研究者没注意文化差异与文化支配的客观存在,而未能说明为何不同文化语境下观众的反应,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发生在社会过程中。因此,应该在更宽广的文化结构中探讨“媒介帝国主义”问题。

“全球性文化宿命”观
      汤林森博士是英国洛丁汉伦特大学的讲师,1991年他出版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该书借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M. Focault)的“话语分析”方法和解释学的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及其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和批评性介绍。汤林森通过四个层次(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的内涵进行话语分析。他认为:许多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都把媒介作为讨论的重点,深受“媒介中心”论的影响。虽然媒介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方面,但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它只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
      汤林森提出他的基本观点是:但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基本的特征是“全球化”,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经验”。所谓全球化“指涉的是全世界全球各个社会、文化、体制以及个人之间,产生复杂交互关连的快速发展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将距离---物理上的或再现上的--做了极大的缩减,在特定的意义上,使得世界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关系‘伸展’的过程,那些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性脉络,移动到全球的层次。”因此,文化的“同质化”就成为趋势,“文化帝国主义”也变成了文化的全球化。而这后现代景观,是我们当代的文化宿命。由此,汤林森否定了现代媒介在文化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西方媒介的霸权地位所意味的文化支配。
      汤林森的“全球性文化宿命”观,断言了所有的社会都面临同样的走向和社会的文化差异正在缩小,轻视了不均衡的政治经济关系所造成的文化优势的客观存在。而一些全球化的多元性文化观,又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地域性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反抗,认为全球化趋势并不会导致一种同质文化的全球文化,相反地,由于国族国家控制力量的消退,全球与在地文化交流的迅速便利,全球化将带来一种充满异质变化之可能的多元文化景象。对这些“全球化”的论述,90年代以来,一些“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者又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反驳。

并非全球主义,而是跨国扩张主义
      1991年,席勒以《后--帝国主义时代还未到来》为题指出,当前超越国界的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发展的真正动力,并非什么全球主义,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跨国扩张主义。虽然随着冷战结束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但依然没能改变文化侵略与文化支配的事实。尤其是拥有先进信息传播科技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宰制全球文化的趋势更为严重。另一些传播研究者(如马特拉等)也提出,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的传播研究,特别是有关受众主动解读与构建文化意义的研究,应该考虑到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的因素,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以及“信息消费资源”的差距。由此,传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宏观性批判研究取向,又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思考。

小结:至今还是热门话题
      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探索过程中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体现了二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与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虽然迄今为止,“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还未建构出一个完整、抽象、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对于这一理论的不断深入探究,发展了传播学的批判理论,拓展了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对传播学其他有关分支学科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对“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的理论探索,仍然是国际传播学界的一个热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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