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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

发布时间:2011/10/27 19:00:45|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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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念的产生
      20世纪初,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在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中产生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继续举起了批判西方文明的大旗,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最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它是后来传播学研究出现的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从而也成为发展传播批判学派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代表学者如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对文化工业与大众媒介的批判理论,奠定了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是指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时,由德国的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要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从此,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

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
      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杰明等人,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

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
      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
      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进程。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其主要理论思想包括以下几方面。

对法西斯独裁国家的批判
      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

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理论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于世。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

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过时”了。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驳。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在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合理见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

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
      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而且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后来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出现了一批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著有《权力精英》的C.米尔斯、B.罗森伯格、D.布尔斯廷等人。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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