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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衰败:中华商业文明的传播机制

发布时间:2011/10/27 18:56:23|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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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譬如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然而,就是这样兀然崛起、利倾朝野、鼎足华夏,在世界商业文明传播史上都堪称奇迹的百年商帮,所创造出来的商业文明,传播到近代却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无可奈何花落去”,由辉煌兴盛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而不振。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在回顾曾经辉煌的徽商商业文明传播历史的同时,也应总结它缘何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成因。
       

徽商衰败的成因

 
      腐败的政治文化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明也随之来到中国。屡战屡败的结果,强烈震撼了清朝统治阶级,其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学习西方文明和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革思想。统治阶级虽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但从一开始就抱着排斥的心态。提出“中体西用”,引进西学、西技,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制约西方列强,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一旦引入的东西危及其自身权力,则立即被打入另册。以康有为等人为首发起的维新运动,仅仅因为触及了统治阶级的部分利益,只经历了百日便告失败。
      对此清末进步思想家王韬一针见血地指出:“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是,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
      徽商商业文明传播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压制,与连年不断的战乱破坏了资本投资的背景环境。西方列强商业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侵略,也使这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孕育下的商业文明劲旅大伤元气。
      中国封建社会是漫长的农耕社会,封建正统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历来重农轻商。这种政治体制不但不保护商业,反而杀鸡取卵,肆意摧残,并造成频繁出现的毁灭一切、玉石俱焚的战乱,给予蓬勃发展的民族商业文明的继承传播以致命打击。
      西方列强恃仗铁舰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挤压了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正处于现代资本文明萌芽阶段的商业文明传播蒙受重大损失。

官贾儒一体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为生存和竞争考虑,徽商贾仕结合,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因而具备官贾儒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
      也许正是徽商和晋商在这方面的不同,才为徽商日后埋下另一种伏笔。有人甚至认为,曾创造出老“文房四宝”的徽商之所以在新“文房四宝”面前毫无作为,是它的基因里对财富的创造有另外的理解。

农本观念和乡土观念
      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明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所特有的极度欠缺的生产工艺,使得他们带有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并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始终没能树立起西方资本商业文明中效能的观念,甚至,相当一部分始终没能培植出对现代资本商业文明的忠心,导致资本始终不能社会化。
      在封建王朝重重禁令、处处干扰的大环境下,徽商发展受困,到一定阶段他们就不愿、也不能把所获得的财富积累用来像西方资本文明那样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向儒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狭隘思想,“广营宅、置田园”购买土地当地主,再培育子弟读书从政。
      在徽商初创阶段,他们的足迹遍及岭南塞北,饱尝寒暑之劳,频历风波之险。可一旦富足了,富者巨贾们却大肆挥霍浪费,过着帝王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即使上代以俭为美,以俭为训,而他们的后辈则恃仗父辈们留下的金山银山,建造豪宅,斗富比阔,花天酒地,以奢为荣,最终导致因挥霍无度而走向衰亡之路。
      在由封建社会商业文明的局限性而演生出来的财主式的财富观作用下,钱是私人挥霍享受的财产,用于买靓车,建豪宅、养妻妾之类的“消费”,这时无论财产是数亿之巨,都只是收入而已。比如,为了赏赐一个官位而挥金如土、攀亲折桂,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影响到再生产的扩大,而且造成商业资本的匮乏,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到了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思想浓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保守和排外
      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保守和排外,是长期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又充分体现在徽商的行为理念上。
      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徽州社会普遍发生的观念变革促成了徽州社会与徽州人思想意识的大解放,于此营造出来的开放的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最终帮助徽商克服了徽州地域强大而坚固的地理阻隔力,他们发现并利用徽州四通八达的水网,成功地走出徽州,并凭借着开放文明的优势,实现了由地域性商邦向全国性商邦的跨越。
      明代中期及至清代康、乾年间,徽商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又使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并促成徽商走向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变化就在此时悄无声息地发生了。随着古玩、字画、典籍、诗文等文化精品伴随着金银财富一起滚雪球般地流向徽商的家园时,徽商与徽州社会便以为占尽了天下的先进文明,其自得感与自大狂同步膨胀了起来,“我们徽州”、“我们徽州人”成了徽州社会的口头禅,“入徽州而小天下”、“有徽州而有无天下”的感觉,使徽商重新返回了窄小的心理家园。随之,徽州文化的开放性渐渐式微,徽州社会也重新复归封闭状态。
      徽州曾被誉为“东南邹鲁”、“文物之海”,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迄今学者们似乎并未充分关注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东南邹鲁”是徽州社会的持续追求与价值归属,而“文物之海”则不过是展现“东南邹鲁”文风、儒风的物质依托。遗憾的是,徽商在造就一个“文物之海”的徽州时,付出的不仅是巨量资本,更有复归封闭的代价,而徽商由此也就丧失了引其“井喷”的开放性、创造力、进取心与竞争优势。
      应该指出,徽商征服天下的行程并未改变徽州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当徽州文化的开放性式微后,盘亘环峙的群峰峻岭又重新凸显了徽州的封闭。文明的开放性造就了徽商的扩张性,当徽州文化的扩张力消失后,徽商便不再对外部经商环境的变化有足够的感受力与适应力。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的经营韬略,在海外资本不可阻挡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走向土崩瓦解的亘古未有的巨变中,最终促使了有着数百年辉煌史的徽州商帮被淘汰出局。

 “以商附官”
      从徽商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发展图。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徽商的个人品质无关,是中国传统文明几千年积淀而成,他们生长其中,如何能够脱离封建观念的藩篱。
      在我国商业文明的演绎过程中,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一体化灰色文化情节,也是我国封建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文明现象。官商情节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商业文明的突出现象,原本就与平等、自由、竞争的现代商业文明不相适宜,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存在、传播,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关键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人治体制,造成了商人通过攀缘封建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而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来参与商业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融合。这也是导致封建政治腐败和社会昏暗的一大根源。
      旧时代的“红顶商人”坐拥政企两道资源,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 每到一处,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这种以官促商,以官取利,对徽商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凭着在政界的经验和关系网,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进而在商场上获得较大的腾挪空间。贾仕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使其获得了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到封建特权,利于其垄断经营。
      徽商与封建政府之间这种不一般的相互结托的关系,使得封建政府既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银供应的工具,又把他们所创造的巨额商业资本封建化。
      徽商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因而绝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仍然只停留在流通领域。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弊,有大利必有大弊。官商勾结,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变官,给徽商带来甜头,减少了交易成本,获得了官方强有力的庇护。但是它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徽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商业文明传播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简单诚信的历史局限性
      从纵向的历史坐标看,我们可以把诚信分为原始血缘社会的天然诚信、中古农本社会的家族或人际诚信、近现代契约社会的公共诚信。
      原始血缘社会的天然诚信以与血缘关系相关联为基本特征,它产生于原始群体内部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血缘群体是同类群体的行为边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个体完全依赖于血缘群体并天然地产生了对血缘群体的忠诚信用,所以“讲信修睦”成为原始人的基本行为规范。而且这种天然诚信是同天然的团结与勇敢、原始的群体主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阶段的诚信自然性的因素多于社会性的因素,总体上看是朦胧的、混沌的和缺乏思想内容的。
      中古农本社会的诚信是同身份等级依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家族或人际诚信。农本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内向经济,受狭隘的时空和交往的局限性制约,它依赖于家族亲情纽带和“熟人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人们在一个知根知底的熟人世界里生活,并因此形成维系这一熟人社会的诚信及其他道德原则和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身份等级不同,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就不同,因而诚信的内容、性质和方式也不一样。
      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以契约为基本特征。近现代社会与传统农本社会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从身份到契约、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人身依附到人身独立。近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为主要方式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它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纽带,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使“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的世界”。在这样的社会,商品交换的诚信只能依靠契约与合同,并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展开。
      中国传统的儒家诚信观念,虽然把“诚”提到“天道”的高度(孟子曰:“诚者,天之道”),把“信”提到“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的高度,但是由于其产生的年代属于中国的封建时期,加之这一时期农业经济文明的显著特点,儒家诚信观念自然也就归属于中古农本社会的诚信范畴,是仅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局限性文明,这种局限性是由封建农本经济社会现实中家庭合作关系的历史性质决定的。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生产方式的单一性和商品交换的有限性,致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数千年的时间中难以发生太大的变迁。在这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诚信观,难免存在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中也不乏封建主义的糟粕。
      而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经营理念。其赖以生存的“诚信为本”商业信条,强调的是封建等级程序的不可侵犯性,极力把诚信关系限定在固定的纲常伦理范围,因而禁锢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交往,剥夺了人与人的平等竞争关系,也阻碍了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交换关系主要是在本土社会或亲情关系之中进行,难以发生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现代诚信观念本质区别于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之处在于,后者只知对熟人讲诚信,而不知对陌生人讲诚信;前者则要求对任何其他人都讲诚信,这意味着现代诚信观念是基于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念。这种平等观念是与现代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等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了现代商业文明中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价值观,也就决不会有现代诚信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规范也从潜意识形态发展为显意识形态,并且日趋明朗和具体,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准则。

 “人治”和资本的消散
      在我国商业文明的演绎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式经营管理是我国封建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与传统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家族式经营也是封建商帮从事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这并非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宗族血缘的保守观念,而是传统商业文明深受封建家长制礼教的儒家思想渗透的结果。
      徽商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于化解风险、开拓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却长期固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处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还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转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资方面,并且以此为荣,代代相继,从而严重地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
      徽商在生意模式上,虽然也做过摸索和变迁,但这种摸索,是基于对人性的摸索。生意做得如何,人是关键,而这个关键的人的因素,在生意中直接表现为劳力,更直接地讲,生意如何,关键就是如何调动劳力的积极性的问题。徽商对生意模式的朴素探索就是在生意中对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探索。这一切的最后摸索形式,就是把生意中人的因素与资的因素绑在一起,共同承担经营的风险,共同分享经营的回报,而这个“绑”就直接形成了类似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制的探索。因此,我们说,徽商的股份制雏形是对商业中人性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企业制度。也因此,在徽商的股份制雏形中,更多地体现的是对人性的关注,而缺少商业理论上的探讨和建构。
      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为维护家族下一代的门户平等和子孙兴旺,徽州上一代商人艰辛创业所积累的资本,往往是向子孙均分遗产,将家族的整体资金分割为零散资金。如明清之际的徽州休宁商人汪正科,将经商30余年所积资本购置田地、山场后,让子孙均分(见《汪氏阉书》,现藏安师大图书馆)。遗产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业资本实力,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在这一点上,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商人就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产业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安徽毗邻的浙东宁波商帮、苏南洞庭商帮就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适时调整资本投向,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
      可以说,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徽商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转变关头丧失了发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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