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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发展的主要因素

发布时间:2011/10/27 18:55:52|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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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文化:一种落后的文化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封建社会时代,作为以交换为条件的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始

终受制于我国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虽然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出现有以剩余产品交换为内容的简单商品

流通,然而我国传统商业经济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也始终只能局限在以非对抗自给自足为基础的主流农

耕经济的前提之下。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商人、市场的概念,并出现了早期商业的社会分工。据《春秋毂梁传》中记载: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从政)、有商民(经商),有农民(务农),有工民(技匠)。”在《周易.系

辞下》中还记载了中国社会最早出现的商品交易市场现象:“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同时,春秋时期的管仲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管子.王

制篇》载),《荀子》中将四民排列为“农士工商”。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这种社会分工序位的平行排

列中,并不代表各行业存在着尊卑高低的区别,他们之间基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处于平等地位,因

而被同称为构成“国家基石”的四大分工。与此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首次将商人列为

“五蠹”之列,并称之为“邦之蠹也”(注:《韩非子.五蠹》载),认为这“五蠹”不利于农耕征战,

而且会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从而彻底否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自此开始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思

潮。除受此影响之外,在这一时期中,以剩余商品交换为条件的简单商业经济的出现,既受制于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局限,又受到了农奴制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它在商品种类、流通范围和交易手段上都呈现

出明显的简单原始交易色彩。
      进入封建社会后,尤其是汉代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

为核心的、并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出于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需要,在客观

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汉景帝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晁错,在继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础上

,第一个提出了“农本商末”理论,向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建议,反对商人兼并农人,从此打破了

“士商工农”四民之间的平等地位而出现了尊卑贵贱之分。之后在“仁、德、礼、义”的儒家思想统治下

,由于“商者逐利”的行业本质与“仁义之德”主流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冲突,导致了以“重农

轻商”、“重义轻利”、“学而优则仕”(注:《论语.子夏》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思

想为内容的价值观体系,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观念。由此以

来而形成的“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长期抑制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封建的社会体制的严重阻碍
      市场经济带来了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制度文明,而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呢?中国的转变,或

是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马克思所说的“商人阶级”的出现,也是在16世纪就初见端倪了。而以后

的演进,曲折跌岩。
      16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商帮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这有

两个根据:一个来自于马克思,另一个来自于希克斯。马克思的现代化概念是指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

义社会,而其起始点是在16世纪重商主义时代“特殊商人阶级的形成”。脱离了手工业行帮的、从事长途

贩运的商人,造成城市间的分工,发展了工厂手工业,同时引起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到18世纪下叶,

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工业革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

希克斯所说的现代化概念则是指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其起始点是16世纪“专业商人”

的出现。专业商人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发生一系列的政治、法律、

税制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到18世纪晚期出现工业革命,转变完成。
      明代嘉万时期兴起的大商帮,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商人阶级”,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不

过,比起西欧,他们还算不上所谓的“纯商人”。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

场经济,没有现代化。明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顺治的禁海迁

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都是逆流。愈是盛世愈保守,乾隆是最大的保守派,大兴文字狱,明末

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一口通商,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闭眼不看世界。道光的市场危机,又是一次大

的经济逆流。
      所谓现代化,实际是制度变革,随着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国丧失了最后一次向市场经济制度

变革的历史机会。由于逆流多,没能形成制度改革,于是也就没有实现中国的商业文明现代化。

狭隘的“五缘”信用关系的严重抑制
      融汇于中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业同学、物物连媒、宗教信仰等内涵关系,历史地形成

“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神缘”的五缘关系。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商帮文化的核心基础

就是由地缘、业缘、亲缘、物缘、神缘所构成的,其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虽然可以减低经营成本

,但却也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开拓新的地域和产业,带来的是封闭和停滞不前。
      由于新的产业和地域里没有可以信赖的“五缘”纽带,失去了这种维持发展的五缘关系,也就丧失了信用

保障,不敢冒险,进而无法施展拳脚,错过了商机。同时,“五缘”文化一旦脱离本土环境,没有人格化

约束后,面对陌生地域、陌生人群也极容易产生不诚信交易。例如,很多旅游景点地区的商贩,对本地人

不敢弄虚作假,而对外地游客确坑蒙拐骗的原因所在。
      此外,依重“五缘”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思维习惯,会扩大到政治领域,从而把政府官员纳入其中,形成

商人私人利益与政府官员的交易,造成腐败。最显著的例证如胡雪岩和左宗棠。因此,狭隘的“五缘”关

系中的虚伪成分,对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发展是有害的,与西方资本强国现代商业文明中需要的契约精神

、商业规则是相悖的。
      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交易方式,可以使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五缘”信用关

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马格里布商人信奉集体主义,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联盟成员只选择内部人作为贸易代理人。这是一种典

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人出现欺诈行为,整个联盟就会对其做出集体性的、永久的惩

罚。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这就好比中国商帮中的晋商

,在票号的网络开立过程中,各分号的掌柜以内部人作为对象。
      热那亚商人信奉的则是个人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在非热那亚人中雇佣代理人,他们通

过创立“社区责任制”以及类似法庭组织的仲裁机构,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有效执行。

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
      与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机制相比,热那亚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在贸易扩张中更为有效率,热那亚商人从

事海洋贸易的历史也更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因为他们的交易方式

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

现代商业规则的缺失
      事实上,许多国人都不太懂得尊重规则,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从来就不是一个规则社会,而是一个关系

社会。中国人打心眼里缺乏尊重规则和程序的传统,相反,中国人习惯的是通过人际关系去践踏规则、变

通规则。
      今天居然还有许多人在奢谈所谓中国对“国际规则”的改变。历经百年的国际跨国企业建立起来的世界商

业游戏规则,其实是人类现代商业文明的共同规则、共同底线,这些规则是通用的、普适于全世界,而不

是只适合于某个利益集团。比如“诚实守信”,它是国际商业准则,难道中国商人就不需要诚实守信吗?

再比如“待人如己”(美国学生品德规范准则规定:“要像自己所希望受到的对待那样对待别人,确认这

项原则适用于对待所有的人,不分阶层、种族、国籍和宗教信仰”),这也是一条基本的国际商业准则,

难道中国人就可以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吗?显然,所有这些基本的国际商业游戏规则它不仅应该畅行于

国际,更应该畅行于中国(因为中国最缺乏规则意识),决不能因到了中国就要按“中国国情”来进行特

色改变。
      说到这,我们想起了曾经震惊全国的“苏丹红辣酱”、“大头娃娃奶粉”、“齐哈注射液”等等事件,这

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法制意识淡薄的中国商人,应该认真地学习一下西方商业文明中“诚信”的广意

吗!
      除了追求利益,每个商人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这就是“商人信条”。不妨举洛克菲勒为例,来看看

典型的美国“新教徒商人”的商业信条。
      洛克菲勒 1941年7月8日所讲述的商业信条中,强调了个人的合法权利,一开始就讲到“我相信个人的价

值至高无上,个人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马上附加以一个原则性的限定条

件:“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每一次机遇都意味着义务,每一种占有都意味着职责。”这正是

美国新教徒商人对于个人价值以及个人权利的完整理解。然后是以下数条:“我相信真理和公正对社会的

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我相信诺言是神圣的,一言既出,如同契约”等等。
      任何一个致力于探求中华商业文明进步且不持偏驳意见的人,都不难认识到中国当前商业生态与洛克菲勒

所信奉和倡扬的商业文明之间的差异。譬如,中国商人至今普遍相信的仍然是“实力”与“强权”,而非

“真理”与“公义”;中国商人更喜欢寻求的是个人与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说到底是寻求个人的“强权

”),而不是公正而普适的规则。

小结: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它质的突破
      从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商业文明史,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华商业文明由传统向现代、由狭隘向广义、由

感性向理性、由萌芽向成熟演进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商业文明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它质的突破。时代的列车飞奔,中国的企业乘运而起,然而他们

中的大多数不免仍然携带着诸多的陈旧理念和不适宜的传统做法,被裹挟进入新的时代而产生这样那样的

冲突。
      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政治(法律)领域对于公平、公正的保障,以及伦理上对于“自私”与“

贪婪”之心的诚信超越,如果说这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资本商业文明成功的

根本,才是西方大国资本崛起的奥秘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显然也需要迫切补上公正、法治与经济诚信伦

理的课程。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商业文明只有形成正确而坚定的国际商业资本准则,才能确保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持

续、繁荣发展,并最终融入国际资本商业文明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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