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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脉络与西方的模式参照

发布时间:2011/10/27 18:55:31|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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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人与商业概念溯源
      谈到与商有关的经济、社会、人等问题,首先需要对商、商人、商业本身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认识。
      1、“商”的由来: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营交易。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做买卖。而殷商之人善于经营交易,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从“商”的由来可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远有以“商”为名的原始部落,近有推动中国历史变革的商业帮会。无论大小,这一以商为本的组织形态,已经远远超出经济活动的范畴和意义,而带有着浓厚的社会色彩与革命性质,或安定一方水土、或谋求重大革新,而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2、商人与商业:这里所说的商人,并非是单指买卖人的狭义商人概念,而主要是指一种广义商人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将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人称为贸易商、栈商、金融商、证券商之外,还将从事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的人也称为制造商、生产商、运输商等。换言之,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几乎都被称为商人。
      不仅民间习俗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有这种广义的商人界定。例如:旧北平政府1914年3月颁布的《商人通例》,就将商人的范围界定为:从事买卖、赁贷、制造、加工、水电煤气、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劳务承揽、旅店、堆栈、保险、运输、托运、牙行以及居间代理等业之人。所谓商界,实际也是指整个实业界。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广义的商人概念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沿用,所谓“下海经商”就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买卖,而是指从事实业活动。
      商业与商人概念的内涵、外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到了今天,信息知识经济扑面到来,商界的范畴更为宽广,除了以上提到的实业外,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文化创意、技术应用等也包含在内。实质上,商业与商人即按照商业准则与规律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业与人群。商业规律中隐性部分是商业的文化价值取向,显性部分是价值导向下的制度规范、运行体系、行为标准等。

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华商业文明的精神灵魂
      西方经历过非理性的商业阶段,在文艺复兴之后才转而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其间的质的区别是,经商出于原始的、野蛮的、非理性的财富冲动和经商出于受社会伦理约束的、理性的财富冲动。
      中国社会更早就经历了这种转变。在殷商时代,中国的商业活动就已经相当发达。但这个阶段的商业活动显然也处于非理性的商业阶段。
      考古发现断定,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都”。古代河南不仅有着发达的农业,是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而且也有着发达的商业,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郑州是“大商文化肇源地”的核心地区。商业起源于商部族,甲骨文的商字其本意为货架上放置货物进行交易,商部族因善于经商而成为以后商人、商业的代称,而郑州是目前经过学术界正式确认的商朝最早的都城,郑州商城保留有大量的商代前期的文物。东周时在郑国还诞生了第一个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质誓》,郑相子产严格执行《质誓》,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利益保护的坚决的态度。“子产为相,市不豫质”是对历史上郑州地区良好的商业氛围的最好记录。《尚书》中《盘庚》三篇保存下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值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的痼疾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则当时殷商社会,贪婪侈靡成风,缺少道德约束的状态可见一斑。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与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其社会经济已经是一种早熟的商业经济。汉代的南阳孔氏、洛阳师史氏、卜氏都是以经商而著称;唐代洛阳作为陪都以商业发达著称,并在东南北三市中设立管理市场的官吏“市长”;宋都开封以人口众多、商业发达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繁华。与殷商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之后儒学思想日盛,以致后来儒家伦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
      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人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
      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围绕着勤俭、诚信的文化价值观,经商时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等一系列商道准则早已为古代商界共同遵守。儒家伦理确实提供了理性经商的精神动力,社会已经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
      可见在古代中国,来源于儒家伦理的商业精神已经能够起到后来西方新教伦理的那两种作用,即商人的精神“缓解”和获得社会的尊重的促进作用,以调节社会利益冲突,使之不至于重蹈殷商因冲突失控而毁坏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覆辙,促使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而诚如苟子所言:“儒术诚行,天下大富。”

中国的商业文明对邻邦的影响
      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仍旧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亚洲经济发展贡献斐然。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开始腾飞。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最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他认为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纪律精神等等。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今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思想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韩国的经济学家则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去探讨它对东亚经济腾飞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儒家思想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便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现代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因:新教价值观
      1904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它的特殊贡献在于揭示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人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人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人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种伦理义务”。理性经商成为一种公认的商业精神促使了美国现代商业的高速发展。
      美国新教徒认为: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他们还认为: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新教的“人世修炼”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伦理“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成为人的“天职”,使之合理化。
      由此,以基督教新教道德观念和勤奋节俭、诚信尽职的敬业精神为代表的商业文明,构建起了西方现代商业的心理秩序与思想逻辑,使商业名正言顺成为现代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以及全球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国之间文化、科技、贸易的友好往来。

市场经济的制度文明分析
      对于世界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J•R•希克斯在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内生的(经济体系内部外化的“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有些地方它可能还是一个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这么两个条件,第一是对财产的保护,第二是维护合同的执行性。这两个条件在传统经济中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传统的一些习俗可能可以规制一些合同,但是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的商业必须要是上规模的专业合同治理机构和制度,这种“公共品”通常被默认由国家有比较优势来提供的。“保护”这个公共品在对商业的专门化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要求(在这一点上和新经济史学诺斯强调产权是经济进步关键的思想是相呼应的),但希克斯指出这种“公共品”充分供给是不大可能完全内生的,而历史上城邦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他在说到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的商业经济发展差别时就认为,由于存在众多的城邦,所以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要优于东方,而且这里还可能存在一个自增强的正反馈(两者之间差距最终结果可能也表现为一种“马太效应”),所以在商业经济资本的发展上欧洲比亚洲的中国领先了很多。
      商业经济从第一个阶段的城邦经济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贸易中心经济,也是商业和贸易逐渐更加专业化独立的结果。这个转化过程中原来的城邦经济提供的保护财产和合同的“公共品”供给是不足的,所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诺斯意义上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这就涉及到货币、法律和信用以及市场渗透问题了。从商业与其环境关系的角度看,商业经济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个基本上是(至少相对的)非商业的环境,也就是环境和商业的界限是“泾渭分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保护”公共品供给和税收的交换契约关系。第二个阶段或者说中间阶段,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结果可能就是商业向传统非商业环境的渗透,渗透的最终完成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
      这个渗透过程分了这么几个部分,货币、法律和信用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部分,货币和法律这两项重要的经济遗产,使得商业范围可能突破第一阶段的城邦范围,实现地理上的扩张,从而形成一般的贸易中心,而法律和信用对交易规制的标准化和贷款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意义。第二个部分是,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自身的影响,主要是关注国家的财政状况的变化--税收和举债。
      中古阶段的国家有普遍的财政问题。一方面税收比较刚性,而财政支出却是一直增长,因而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重要了。有一个解决途径——更多地发行货币(或者是铸币税),但这种由于地区货币和“重币”关系等将导致政府不可避免的潜在信用危机,最终是恶化了财政状况。而可能的解决契机就是税收效率的改善比如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个商业化过程中国家征税的一个重要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银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改善了政府的举债技术和安全性,从而政府不再不可避免的滑向信用危机的困境。第三个部分的渗透是在传统农业经济中,这个领域是相对顽固稳定的习俗经济统治的天下。发生在传统的领域和农民经济的渗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的渗透,第二个阶段的渗透是金融的渗透。第四个部分的渗透是劳动力市场的渗透,这个阶段主要得出的是要素市场的出现,只不过以劳动力作为代表说明而已。
      最后,根据希克斯分析,商业渗透在现代工业中达到最顶点,工业革命从“首尾一致”角度看也是商业化的深化,商业的专门化从原来基本上是流通资金和传统的制造业相区别转变为有重要的固定资本投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家庭工业阶段”是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的,但是正是商业的扩大,存货的出现,专门的商人阶层的慢慢演化出来,而这种商业化在推动产业革命的到来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商人很多就是从“发包商”到工业厂主的变化成为“商人工厂主”,也就是商业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出现。至此,一个完整的市场化过程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最终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就出现了。
      从经济史角度看,一国经济是发展了、进步了还是停滞了、退步了,归根到底决定于该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历史上,长期以来资源的利用主要不是由市场调配的,一块地种植什么,常是由家庭或家庭生活的需要、由地主或领主的要求,由国家政策特别是征课内容决定的。但是,只要有市场,供求就决定价格,只要有交换,价值规律就发生作用,“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但是,这种市场机制还只是在某些商品和小范围内发生作用,对宏观经济或整个社会资源调配的作用是很小的,还不是市场经济。
      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是全社会性的大市场,不仅市场的概念不同了,支配市场价格的原理也不同了。所谓市场机制,已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规律,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值理论(尽管习惯上有人称之为价值规律)。在这里,决定市场价格的已不是平均成本、平均利润,而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已不是以劳动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而是以各种资源的稀少性为基础了。这是因为,进入大市场的资源(生产要素)千千万万,不仅有物质产品,还有货币、信用、人力资本,还有各种服务和精神产品,如信息市场、技术市场,还有各种权利,如专用权、期权、知识产权。所有这些资源都有个价值,还有市场上没有的东西,也有个模拟价格或影子价格。这都不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可以测量的。而“边际”是一个企业投产或停产的临界点,使用或不使用某种资源的临界点。连同由此推导的机会成本,虽未必尽能计量,却可由实践经验测量。进一步,使所有进入市场的资源都能达到或接近均衡(所谓一般均衡价值),以使全部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虽未必可得,也是可求的。因此,不能把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欧,是经过二百多年的“根本转变”或“市场渗透”才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而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不断发展的,它不断推动商业经济向理性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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