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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文化: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反思

发布时间:2011/10/27 18:55:07|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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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
      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
      ——布罗代尔
      其它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斯塔夫里阿诺斯
      一部世界商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商业文明史,它体现在商业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及商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上。
      回顾世界商业发展史,特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商业史以及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商业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推动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内在道理与运行规律。
      社会之存在,必依赖某种长期的理性。人们就四种关系能达成理性的共识,集中剩余产品,置其于个人、社会所有关系的基础,分别为亲缘、协作、交易和纳贡。这四种关系在史前就已并存,以亲缘为主组成氏族社会。应对具体环境,后三种之一逐渐超过其它,我们分别称为商业、纳贡和企业文明。
      社会和经济只有渐进,通常从政治界定文明的起源。氏族政府以不同的模式重构,迎合新的基础,协调其它关系。三种文明也复杂地共生,空间上结成国际贸易体系,而时间上,我们猜想纳贡和企业文明的起源,必依赖外部输入技术和组织,企业文明更始终依赖外部贸易。
      宜居的陆地被海洋分隔成欧亚非、美洲和澳洲三部分。欧亚非大陆形如一件飞去来器,又大致以撒哈拉沙漠、青藏高原和北半球15英寸降水线分成四部分,也是历史和战略分界,北部为欧亚大草原,中部包括欧洲、中东和印度三个大河流域,东部包括中国和东南亚两大流域。
      冰河时代晚期,亚洲狩猎者分小批进入美洲,从此独立发展。严格地界定,新旧大陆是两个超文明,通常说的文明是两者的地方类型。中东在欧亚非中部的中部,汇聚全大陆的进步,开文明的先河,再向外拓展。但可接近不只是地理的便利,还有人为的开放程度,纳贡和企业国家都逊于商业文明。

前因:氏族的利益交换机制
      人们按亲缘组成氏族。氏族内禁止通婚,族人相信出自共同祖先,母系氏族早于父系,相应只包括女性或男性族人的后代。若干同宗的氏族组成胞族,胞族组成部落,部落组成部落联盟。摩尔根(Lewis H. Morgan)估计,北美印第安氏族平均有成百近千,较大的易洛魁 (Iroquois)联盟约两万族人。
      人口再多就会分离,“既不是冲突,也非可感知的灾难,而是在辽阔地域内自然扩散造成的疏远,继之以彻底地离异……在渔猎之外增加淀粉食物以后……纽约州的面积为四万七千平方英里,其所容纳的印第安人……从来不曾超过二万五千之数。” i
      存在争议氏族是否出自共同祖先,祖先不可能是神、英雄或动物,这也不是隐喻。祖先不重要,重要地是活人的权利。至少部分亲缘毫无疑问,适用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可疑的亲缘享有同等权利,那自欺欺人的个人和部族将在生存竞争中胜过血统纯正者。
      文明之前,氏族已经完成一次伟大的政治革命:政治和行政分工。任何团体都包含两个范畴:合理与合法。互为前提,不能绝对区分,但人们会尽量区分。在政府中分别对应政治与行政。政治基于合法,行政基于合理。职位的设置上,两者总是分工协作,政治职位向行政职位授权。
      最早在冰河时代,可能已出现某种行政职能,由经验丰富的猎人指挥,围捕灵活或危险的野兽。民众直接行使政治权利。人口增加,难以直接行使,就分组分级,形成胞族、部落和联盟,各设立政治和行政专职,由前者代理人们的政治权利,向后者发号施令。
      易洛魁人称首领为“人民参议员”,共五十名,在联盟议事会中代表五部。称另一种酋长为“尊贵的称号”,著名演说家、巫师和军事酋长均在此列,“用来酬赏功勋”。达科他诸部都有两个首领,分别“负责在契券和条约上加盖本部族的印记”和指挥军事行动。ii在他们的阶段,已经具有这种政治智慧。
      狩猎和军事技术相通,战争攸关部族的存亡,很自然人类最早的政治和行政分工是在军事领域。各民族不约而同设立军事首领职:商周的王,金文王字形如斧钺,iii是军法的刑具。希腊的巴赛勒斯(basileus)、罗马的勒克斯(Rex)、易洛魁的大战士、阿兹特克(Aztec)的吐克特利(Teuctli),等等。
      为什么分工,摩尔根以美国式的民主自觉作政治判断:预防专制,但预防地总是已知威胁,希腊还出现过僭主,易洛魁人完全无此经验。我们作行政判断:两者存在冲突。以军事首领为例,因善战当选,如果还能决定宣战,必然好战,如果可能被追究政治责任,就不敢斩杀逃兵。都会导致部族败亡。
      易洛魁人设立两名军事酋帅,罗马人废勒克斯设两名执政官,同样也是行政而非政治安排。联盟各部的政治权利平等,但两名酋帅都委任塞内卡部(Seneca),因“该部领土西端受敌攻击的威胁较大”,iv著名的坎尼(Cannae)会战中,两名罗马执政官分别统帅步兵和骑兵。
      今天,除了军官,还有文官、经理人和社团工作者,都是军事首领的后裔。统称为技术官僚,文明的历史就是技术官僚史。没有这次革命,就没有文明起源及其它一些重大历史。都需要重构合法性,而技术官僚相对中立于合法性,成为变革的主力。或者应该将军事首领视为文明的起点。此后各民族分道扬镳。

商业:源自分工、产品剩余和货币的产生
      最初人们以采摘渔猎为生,四处飘泊。主要工具是石器,特别是狩猎,密集投射石镞的箭或标枪,甚至能射杀猛犸这样的巨兽。又以火成岩如黑曜石、燧石等加工的石器精良。火成岩由岩浆凝固而成,集中于高地,当人们向低地迁徙,携带大量半成品的石核或石叶备用,v亦可交易。
      一些群体出于天才的逆向思维,或受交易激励,尝试种植作物,以缩短迁徙的时间和距离。经过漫长探索,种植的食物比例不断提高,圈子越绕越小,最终长期占据石矿。农业就这样诞生在高地,并传播开来,特别是更宜耕作的低地。人们开始定居。
      结果少数聚落拥有过剩的石矿,多数则丧失直接获取的途径,就促成最早的远程贸易。采摘渔猎时代偶然交易,现在则形成稳定的商路,由农业提供给养。此外,装饰和祭祀需要各种玉石和贝壳,素食聚落需要盐,分别从远方的玉矿、海滨和盐湖、盐泉输入,等等。
      这种过程最早发生在近东:安纳托利亚南侧、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地区和扎格罗斯山以西两河流域边缘的山谷,统称“新月沃土”(Croissant fertile)。
      卡尔迈勒山麓的杰里科(Jericho)遗址公元前9000年出现黑曜石、西奈绿松石和红海贝壳,公元前8000年可能已经务农,开发死海的盐、硫和沥青,人口超过两千。扎格罗斯山的杰尔莫(Jarmo)遗址是个小村庄,公元前7000年出现黑曜石细石器,用沥青密封柳筐和石罐。
      两处黑曜石都来自安纳托利亚,该地公元前6500-5650年的萨塔勒-霍郁克(Catal Hoyuk)遗址紧邻两座活火山,输入大量异地石材,手工艺精湛。显示石矿和贸易提供原料,农业提供给养,使原料贸易升级工业品贸易,半农半商的混合经济又增加了专职的手工业。
      萨塔勒-霍郁克遗址某区的发掘显示,若干民居环绕神庙,出口设在屋顶而非连续的外墙,用梯子上下,或在斜坡分层修筑,仅高处开窗,弓箭手拥有理想的战术位置,总之易守难攻。vi我们猜想这是远古的“石油冲突”。远程贸易更需要武装护卫,可能造就了人类最早的常备军。
      三地农业都很发达,考古证实手工业改良农具,我们猜想还借鉴了工商业的组织。日后在低地结合工程技术,实现灌溉农业,旧世界的大河都被降服。结合船、帆与畜力,实现农产品大宗贸易。两河流域文明早期用麦粒支付,直到汉穆拉比(Hammurabi)法典仍然规定与贵金属货币并用。vii
      采摘渔猎时代已经养狗、羊和家禽,定居之后才驯化大家畜:牛和驴在公元前5000年的中东,马在公元前2500年的俄国南部。viii畜力拉动农业和贸易,马的速度更快,还带动军事革命。如同农业传播到低地,更宜放牧的草原形成独立的畜牧业,与平原交替贸易和征战。
      工商业和灌溉农业分工协作和交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超过采摘渔猎,催生商业组织。其首领即经理人的前身。就商业组织而言,协作和交易关系已经超过亲缘。地理和亲缘疏远的聚落现在形成稳定的商路。随着私有确立,交易也渗入氏族内部。
      最初氏族迫于生存的压力,共有财产,平均分配。而占矿和贸易强调产权的排他性,即完全的处置和收益权。可能存在过渡阶段,产业间的分工和贸易确立商业组织的产权,随着经济的发展,温饱有余,这种对物的独占注定划给个人,在支付公用以后,分掉剩余产品。
      于是贫富分化。人类的体力智力相近,相应生产者的财产分化有限。但商业组织为求协作的效能,赋予首领权威,最终首领将这种权威扩展到分配,在新增财富中分到的份额超出其实际的贡献。权威随组织的规模递增,相应财产分化也远远超出前者。这是一种相对分化,协作令所有人的财富都绝对增加。
      如同新月沃土考古所显示地,人口激增却不再分离,聚落之间,各拥有成千上万居民的地区间通过贸易分工,都促进氏族内的分工协作,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变革。技术和社会变革也传播到整个商路。总之,上述过程是在辽阔地域内加速进行。最终个人商业关系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亲缘。
      亲缘以共同祖先为中心,终其一生,商业组织以首领为中心,分工协作也能持久,两种关系相容,加上职业和财产世袭,总高度重合。今天家族企业仍大量存在,大公司几乎都是公众组织。交易却是多元和变化地,开始就和亲缘冲突。协作是为了交易,也受影响。
      亲缘及相应的权利从氏族向外递减,直至分离。而工商业者对所有的交易及贸易伙伴一视同仁,权利平等,尽管具体收益不同。两种权利间存在落差。亲缘权利优先,那必须卖给最亲而不是出价最高的买家。受益或受害,取决于和外人竞争还是交易。交易越广泛,本应收益越大,受害却越重。
      市场变幻预测,多人多次交易,不能简单合并,也没有一种交易高于其它。因此不只和亲缘冲突,不论按任何关系,即使某种交易将民众编组,都会将大量交易及贸易伙伴排除在外,部分交易很少甚至始终没有的人包括在内。组内关系权利优先,就和组外的交易冲突。

权利:文明的标志与“宪法危机”
      关键在于权利和关系的关系。亲缘是先有关系,后有权利,甚至未必行使,一些类别式亲属终生不曾见面。协作也是如此,组织按岗位分配权责。交易却是先有财产权利,后有关系,甚至未必发生,陪葬品除非被盗墓,永远退出交易。如果预设某种关系,必然妨碍人们行使权利去发生新关系。
      氏族政府也遭遇危机。作为氏族的多层政治联盟,其合法性来自亲缘,这种联盟关系就对应亲缘。史前的漫长岁月中,氏族政府保护了个人,但当交易超过亲缘,保护反而变成侵害。却不能脱离亲缘,那样联盟将崩解,又不能将合法性直接转移到多元的交易关系。
      大方向是转移到财产权利。随之而来的问题,任何政府都有相当数量人口。亲缘盘根错节,氏族政府很自然拥有全民的合法性。但财产权利相互独立,怎样整合众多分散的个体?需要某种编组,排除按关系编组,可以选择无关系编组,还是会遗漏部分交易,编组也不能固定。
      军事首领始终对政治负责,但仅对政治联盟整体负责,可视为黑箱,只关心输出的命令,奉命行事,不管黑箱内,即亲缘如何运作。尽管氏族军队总以胞族编成,军事首领有权基于战况部署任何战略战术协作。这种无关系编组和先权力后关系正为交易所需要。
      所以我们猜想,遭遇宪法危机,经过一段迷茫,氏族政府找到变通的办法,将军事首领的授权扩大到民事,就能将政治改革拖延很长时间。文明姗姗来迟,但最终无可回避,随着两个问题的激化:财产权利缺乏保障,工商业者的流动。前者只能政治解决,后者破坏行政效率。

政治:对商业文明的保障与促进
      氏族政府的行政边界取决于政治,最终取决于亲缘,即使忽略政治的内涵,仍不能忽略其外延。商业逐渐冲破边界,一些民众远迁,实际上无法管理,一些外人移入,影响行政,却无权管理。氏族和部落杂居还能变通,提交更高层行政处理。当冲破部落联盟的边界,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最早发生在两河流域,后来还有希腊和玛雅。公元前六千纪,两河流域北部存在若干彩陶和冶金中心。流域南部公元前5000年首次出现遗迹,ix公元前四千纪,苏美尔人(Sumeriens)开掘复杂的灌溉网,征服水患,迎来文明的曙光。公元前3000年,十二城邦争霸,较大的乌鲁克(Uruk)人口达五万。
      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变革所知甚少,追随格罗特(Grote George)、摩尔根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前辈学人,考察更详实的希腊。“……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城郭内,经营农、牧和制造等业而日臻富庶……”x以雅典最繁荣。阿提卡(Attica)原有四个部落,各分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三十个氏族。
      通常认为雅典的改革始于瑟秀斯(Theseus),但在此之前,巴赛勒斯已经兼任法官和祭司。不知何时,一位巴赛勒斯以瑟秀斯之名,说服各部落废弃会议厅和执政官,联合成雅典,分民众为士族、农民和工匠三个阶级。联合与士族是改组政府,设立另两个阶级是改组民众。
      这是以前变通办法的延伸。部分公职仍然负有政治责任,但一经整编,取消下级部落政府,必然作为整体对雅典全民负责,忽略亲缘。工农阶级实际以商业组织存在,协作总和亲缘重合,作为最终摆脱亲缘的过渡。财产权利可能已经从世袭职业的氏族转移到商业组织,新政府给予保护。
      继之一系列行政改革:民政超过军事,废黜巴赛勒斯设立执政官。执政官的权责分工,增至九名。各种职业逐渐流动,包括公职在内,执政官从世袭和终身改任期制,任期从十年减至一年。至此新政府已建立较完善的高层,还需要重构合法性和基层。
      军事以其紧迫性,继续引导第二阶段的改革:设立舰区,征集兵役可能还有赋税,每个部落分十二个舰区。公元前594年梭伦(Solon)改革,立法确认舰区,将民众以财产数量分成四个阶级。后三个阶级分别服骑兵、重装和轻装步兵役。按财产编组并分配责任,代表政府将合法性向财产权利转移。
      最重要地是舰区,后发展为乡区。公元前509年克莱斯瑟尼斯(Cleisthenes)改革,分雅典城邦为十个乡部,每个乡部分十个乡区。乡部乡区都享有自治权。不仅行政建设到基层,行政仍然从属政治,但从此决定政治的边界,与氏族政府相反。毕其功于一役,既整合合法性,又适应流动性。
      行政在空间集中才有效率,除离岛或初期少数乡区,领土及居民是连续地。政治似乎按地域将民众编组,但工商业者和土地没有永久的联系,地域并非职业和财产一类的个人属性,而是行政的边界。实际上彻底放弃将民众编组,反过来按地域将政府编组,民众自由选择加入。
      工商业者跋山涉水,到商业机会最大的地方生活,在所属的乡区注籍并登记财产,受其保护,就同时将合法性授出。地界内全体居民如此产生整体的授权。商路所及的土地全部划界,不管怎样迁移,任何人、交易都确定地落在某城邦的某乡区。流动性就不再是麻烦,反而构成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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