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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人人际关系理论的努力

发布时间:2011/10/27 18:47:27|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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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个人”、“社会”、“人际关系”等现代社会科学中用来描述“人”的概念皆是近代自西方翻译而来i,然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而言,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产品。当前的与人有关的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与研究人有关)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从古典的理论(黑格尔、亚当•斯密、查尔斯•达尔文、卡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帕森斯)到现代的社会交换论、博弈论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前提之上的:第一,独立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孤立的)“个体之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社会由“个人”所组成。第二,每个个人都要求依据自我的利益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不同的生存状态(生态的、社会的),描述人的概念也不同,例如,中国本土语境中只有“人”、“世间”、“人世”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所指事实明显与西方社会的“个人”、“社会”之事实不同。当我们使用这些主要基于西方个人社会概念来描述诸如中国等“非个人社会”的“事实”时,很可能会存在研究范式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即我们所称之为“个人”者很可能仍是指群体中并非独立的个体,我们称之为“社会”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仍是指“人世”或“世间”。其道理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不是沙粒而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文化系统,而这样的社会文化系统并非由于研究者赋予其某种概念而改变。自然科学描述沙粒的构造这一“事实”时不会考虑是欧洲沙粒还是非洲沙粒,而描述“人”的概念则必须考虑考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及其塑造的人的系统。
      事实上,许多学者从自身研究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早已意识到现有研究范式之局限性并努力提出更合适的概念和解释框架,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所谓“本土化”倾向。此种努力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领域尤为明显。
      中国学界最先意识到此一问题并尝试提出新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的学者,恐为费孝通先生。他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来诠释中国人的生存系统的特点: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如一枝枝木柴,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中国社会的结构则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ii这个像蜘蛛网的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iii费氏的“差序格局”概念以及为说明此概念所做的比喻都十分传神,应当说已捕捉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本质的主要部分,这是此概念被华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广为引用的原因。但亦不可否认,“差序格局”概念严格说来只是一种比喻而非一种理论模型。
      1980年代后随着东亚华人经济圈的崛起,有关华人社会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国际社科界的关注,“关系”一词成为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出现了若干以“关系”为核心的描述华人社会行为的概念。何友晖等人在对杨国枢的“社会取向”以及何友晖本人提出的“集体取向”等概念作了一番审视之后,认为“关系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一词“最能够捕捉住中国人的行为和社会心理的神髓”,此名词不仅具有本土特色,且能与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人取向”概念清楚地区分开来。他认为在中国式社会生存论的影响之下,“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中承担历史使命之外,它也在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它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体本色便失却意义。”iv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界限模糊不清,伸缩性较大。自我并不非独立的自我,它对自己的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自我与非自我的界线不清,人我疆界不明,这样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自我与他人同体,并在现象世界中分化开来,形成“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v
      “关系取向”以及“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确实指出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与西方人的一些重要区别。但“关系”概念存在的问题是:从构词上看它不具有本土特色。“关系”是一现代词汇,现代汉语中“关系”在涉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状态时有两方面含义:1)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或相互联系,相当于英语的“relation”,如“军民关系”、“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等;2)带有负面意义的相互影响,如“拉关系”、“关系网”等。倘若“关系取向”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关系”一词,则须知西方语境中的“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是指独立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此一意义上的“关系”无法反映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区别。即便我们接受对“关系取向”作出的“自我与他人同体”的解释,那么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非个人”社会,例如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以及种姓印度教徒的人际关系也可以说具有“关系取向”之特点。所以此种含义上的“关系取向”概念犹显笼统,无法表述中国人人际关系之特质。该词的第二种含义应当说很具中国文化特点,这是许多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一些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中国人际关系的论著将“关系”音译为“Guamxi”而不译作“relation”就是要突出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关系”是推动中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润滑剂,人们经常用它来操控他人,并扭曲法令,所谓搞“关系”就是建立并维系友谊网络,它能够帮助个人安然度过人生的各种危机。vi如果何氏的“关系取向”概念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并可能会带来误导。不可否认,这种负面意义上的“关系”的确是华人社会的一个特点,但不能说它就是事情的全部。 所以我认为用“关系取向”、“关系主义”概念并没有捕捉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神髓”。
      长期从事中国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研究的台湾大学教授黄光国在评价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描述中国人人际关系的“人情与面子模型”。该模型将中国人的交往圈子设定为三个,由内向外,关系由亲到疏。最内的一个圈子是由家人、情人、爱人等构成的,这是一个“感情关系”的圈子,即个体在这个圈子中可得到感情的高度满足。最外侧一圈是工具性的关系,一般没有感情成分,如乘客与司机、顾客与商店的售货员的关系等。在这两层之间是由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熟人等组成的圈子,个体与这个圈子的人不像第一层那样亲密,但也不完全是工具性关系,黄氏称之为“混合性关系”。中国人用三种不同法则跟这三个圈子的人打交道:跟感情关系圈子的人打交道适用“需求法则”:想办法获取各种资源,满足对方的需求;跟工具性关系的人打交道适用“公平法则”:双方都精打细算,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跟“混合性关系”的人打交道适用“人情法则”:这次我帮你一个忙,下次有困难你要回报,你不回报就太不够意思。“面子”问题一般发生在“混合性关系”圈子中, “关系”(负面意义上的人际互动)则发生在“混合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两个圈子之间。 “请托者如果期望资源支配者依照人情法则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他必须运用各种方法将对方套系在和自己有关的角色关系中,以混合性的关系和对方保持往来。所谓“攀关系”、“拉交情”、“认亲家”,基本上都是透过角色套系的作用,和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vii
      该模型表明中国人不是对任何人都是“人我疆界不明”、“自我与他人同体”。此认识比何氏的“关系取向”精细了一步。笔者认为黄氏模型是目前将基于西方经验的人际关系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即所谓的“本土化”)做得较好的一个范例。但该模型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每个社会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三种关系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不同规则与之打交道,这个模式没有指出中国人的“情感关系”圈子的构成特点是什么。第二,中国人在“情感关系”圈子中遵循“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之类的表述,似乎更适合由独立、自由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社会中的关系,用来描述中国人似乎欠妥,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个圈子中的行为是依据角色和伦理行使责任和义务的,无法用“需求法则”述之。第三,“需求法则”与“人情法则”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则,二者之间存在着联系。中国人在亲戚、熟人、朋友圈子(即黄氏谓之“混合性关系”)中使用的法则只是亲属群体中的法则的延伸或者淡化形式。此外,从方法论上看,正如黄氏本人所言,该模式是用现代交换理论和正义理论来“套解”中国的人情、面子、报,关系等概念,没有从“人的系统”意义上整理出一个与西方的“个人”相对应的来自本土文化土壤的简洁概念。
      大陆学者谢遐龄认为现代中国社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理性主义”或“合理主义”社会而是“伦理社会”,理由是:第一,在这样的社会中赚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市场原则”而是“组织原则”;第二,社会不是严格的科层制度,同事之间更多的是直接接触关系。间接性的、普遍的、中介性质的东西反而成为社会组织运作的障碍。例如,“处长”本是一个社会组织中的一个职位,但中国的处长是个“处级干部”,在全社会有效。第三,在理性主义社会,法比人大,而中国是人比法大。普遍对法律和规则viii的轻视。他认为古代中国的五种主要社会关系(“五伦”),除“君臣”一伦外,在现代中国社会都还存在,只是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伦理关系。与领导的关系既非政治关系亦非雇佣关系(经济关系)而是伦理关系。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也是伦理关系。在古代中国,“亲缘”是重要的纽带,而现代社会“党缘”(党内关系)是重要纽带。ix此说道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对“伦理”以及“伦理社会”的概念界定不清。如果“伦理社会”的含义主要指亲缘关系和道德重要性的话(从文章内容推断如此),那么中国也应是“理性社会”,因为根据马克斯•韦伯对“理性”的定义,有“价值合理”和“目的合理”两种类型,x 中国无疑属于“价值合理”之社会。第二,西方社会由个人组成而中国由“单位”组成的说法欠妥。我们知道“单位”是很新近的事情,在单位出现之前,中国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当然,类似“宗法社会”、“家族社会”说法不少,但在“单位”或者“家族”之中人是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呢?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中国人也必有一个“人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一种比“单位”或“家族”更为基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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