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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败坏文明的人群

发布时间:2011/9/28 18:51:35|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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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在诗论中评价“小人”时,是以“小人”之诗或其生活习性为切入点的,旨在强调文明传播主体的重要性,强调与文明传播理念与“共同价值观、意义与物质实体”的关键性。为此,船山所谓的“小人”,大致可分成三类:
      一是妇人、僧侣、农夫、商贾、浪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庶民。他们跟夷狄一样,都被打入“禽兽”的地狱。船山在评释灵彻《关鉴供奉归属迎亲》时说:“僧诗如猩猩,女郎诗如鹦鹉,曲学人语,大都不离其气类。”[3]把他们的诗归为“曲学人语”类,不属于“人”类。并说:“浪子之情,无当诗情。”[3]而且,他在评许多诗人诗作时,不厌其烦地用属于庶民日常生活中的物类或相关联的物类特征、生活特征来概括某人、该人的某首诗歌或其整体诗歌特征。他认为“恶诗者,李欣之和瓶倾醋、常建之病蚕牵丝也”[3]。“和瓶倾醋”、“病蚕牵丝”之类的是恶诗,不能登大雅之堂。他在评谢惠连《猛虎行》时,就更是无情打击,说“如此篇章,不可令北人读;渠蒜枣气无下处,往往反笑人作蛮语”[3]。把诗中的“蒜枣气”上升为北人不可读的“蛮语”,好象一旦读了,诗中的“蒜枣气”就会使北人更加肆虐,狂突中原似的。他还把建安风骨讽之为“如蟮蛇穿堤堰,倾水长流,不涸不止而已”,认为“何仲默一派……如新安大贾烹菜,心魂却寄盐绢簿上,雅人固不屑与谈也”[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果妇僧等列入“小人”中的庶民正册,那么打上了同以上例举的诗人和流派类似评语的,至少可以烙上副册或又副册的疤痕了。另外,船山是很瞧不起民间诗歌的,说《子夜读曲》等民间歌谣“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一色佻薄,不符礼教,无有诗理,也是“小人”之诗。
      二是不满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而揭竿起义的 “盗贼”。船山认为,正是这些“盗贼”,埋没了他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加上传统的愚忠观念作怪,于是把他们斥之为不懂君臣仁义之道的“禽兽”,在诗论中自然也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常被当作贬义词,用来指桑骂槐。他认为蔡羽《桑乾河》等“绝不入板障雄壮语,乃知嘉靖七才子,一似金袱头演宋江,了无人理”[3]。在评刘长卿《宿怀仁由南湖寄东海荀处士》诗时,还不动声色地以王世充这样的所谓乱臣贼子为喻狠狠地讥讽了韩愈一番,说其诗文是“狷急险躁之音,乃欲夺元声以矜霸气,如王世充作天子,指天画地,白沫喷人,世乃谓之‘起八代之衰’”[3]。他批评李梦阳诗的风习时说:“青天白日,衣冠相向,何至揎拳把利刃作响马态邪?北人无礼,将为夷风之久染乎?”[3]“无人理”的宋江式的“板障雄壮语”,“响马态”式的“狷急险躁”、“霸气”当然与平和中正、温柔敦厚的诗教无缘,反而跟夷狄的习性相同,跟夷狄同类了。
      三是思想跟儒家正统有些偏差或竟背道而弛的士人,尤其是诗文家,船山称之为异端异学,诸如唐宋八大家、白居易、李贽、竟陵派等。他认为苏轼兄弟“沉缅于异端”,眉山之学“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不旋踵而中沦亡”;白居易以淫词坏风教,“徒用谩骂,诗教无存”[5];李贽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 “导天下以绝灭彝性”[9];竟陵“奖之使厕于风雅”,以毒清流,以殄宗社,“不啻华族之视侩魁”[3]。一言以蔽之,这些人“以诋讦为直,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言出而递相流传,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间,以干天和而奖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横尸百年而不息”[5]。他们的创作与理论,挖了正统文化的墙脚,失中庸之理,乱众庶之心,蚀人伦之常,使民众丧失了具有具有价值信仰的文化内聚力,致万古中原沦为异族,罪不容赦。
      “君子”,是具有儒家正统的政教伦理之理念与精神和复汉唐区宇之志的人。在诗学表现上,“君子”重“性情”,廓清“小人”诗弊而“披青天、临白日”,如诗文家谢灵远、刘长卿、洪武诸公等。他们的创作 “以和缓受之”,“自问风雅之津”,使“诗教中兴”[3], 洗胡元膻气,涮“小人”之陋;通过自身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为庶众所接受的诗学价值信仰体系,从而在思想上、感情上同庶众建立紧密的联系,以保证儒家诗学观的切实实施与传播,建立一个“君子”世界,实现文明社会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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