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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价值观中“小人”与“君子”:夷夏关系

发布时间:2011/9/28 18:50:07|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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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小人”与“君子”在文明价值观上跟夷夏有何关系,就须先谈夷夏在诗学文化上的关系。戴维•波普诺说:“‘文化’是一套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意义和物质实体。”[1]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一个民族的文明化程度是一个民族先进或落后的标志,它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表现其社会成员的人文气质。船山认为,惟中国为礼义之邦,作为居住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意义和物质实体”的诗学文化,是儒家诗学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与环境里的“君子”,强调仁义礼智信之人性,注重诗文风雅之教化;论诗重温柔敦厚、无邪与中和之美。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在沙碛苦寒、幽逖硗瘠之地,民风犷悍。如满族人,长期生活在苦寒地带,体威武而性剽悍凶狠。泰纳认为,居住在寒冷潮湿地带,受忧郁感觉的困扰,倾向于狂醉、贪食,渴望流血;正好可作船山所说的夷狄“人纪乱射生饮血之习”[2]的注脚。王夫之评储光羲《终南幽居献苏侍郎》时说:“若‘天地皆震动’……诸篇,正似石勒读书论说亦自惊人,而豪横非理。”[3]石勒是鲜卑族首领,多次举兵试图入主中原。船山说某些古诗诗句跟石勒一样“豪横非理”。可见北方少数民族诗歌“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4]其诗作主要表现出刚劲质朴、情调悲凉等特征,跟其民族心理气质是一致的。船山又概括说:“夷蛮之诗乐夹霸杂之气,非道也,实为駤戾之情。”[2]地域环境之差异使夷夏两性者在文化上存在极大差异和差距。“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5],所以夷狄诗乐的“霸杂之气”、“駤戾之情移于风化,殆无中夏之气”[6]。而且“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5]。
      船山的地域环境论说明了满族等少数民族的气性和中原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是水火不相容的;华夏礼教文明与满族等夷狄的胡风蛮俗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而满族入主中原,说到底还是先进的、文明的中原文化臣服于处于社会较低发展阶段的少民族的较低文化的结果。船山为此痛心不已,认为朱明等汉民族政权的斩灭使中原文明失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因此在政治军事上,他要求征服夷狄,取其遐荒之地,收为冠带之伦,使华夏万国皆冠带之国;在文化上,要求以“诸夏礼义之教”来“变化夷蛮之人”的风习,以化成天下[6]。船山的如是之论明显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想意识,这是不能否定的。而且,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船山之论虽有一定道理,但最终还是没有归结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素上去,其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中原无书羝不乳”(刘基诗),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进步与文明,也确确实实要依赖中原文化的乳露滋哺,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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