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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思想家与法概念的形成

发布时间:2011/9/28 18:48:32|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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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在西方仍被誉为至圣者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与我国孔子一样,善于思辨,述而不作,其思想观点多由学生记录转述。他虽然与智者有所不同,但是也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道德的必要性,并视知识、道德、法律为一体,都是人类幸福的准则。他说,“只有属于永恒存在和看不到的知识才能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因此“永恒和变化就像纯粹的智慧和观念一样,智慧与观念就如同科学信仰及理解和对幻影的看法一样”。vii 这里的智慧可谓对自然知识的领悟程度,而观念则是主观意向的表露。他说,道德的混乱是由于在知识上没有确定是非善恶的标准,法律则体现了是非善恶,所以遵守法律就是信守了道德,就是以理性衡量道德规范的准绳;人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活得好就意味着活得高尚和正直;是否高尚正直的根据,是看他是否遵守了自己曾参与约定的法律,是否真正尊重自己曾经有过的选择。他的这些论点,虽然不是如同智者派那样,直接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但是,却体现了对社会观的自然认识,因此,对西欧社会的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认为,世界由原子构成,原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万物因原子的相互分离而消亡,也因原子的相互结合而产生,因此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产生与消亡的过程之中。他说,正如世界是由无数原子组成的一样,公民是构成社会和城邦国家的最小“原子”,因此,希腊的民主政制就是最合理的政制形式。他说,即便“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viii 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正义之事就是法律所许可之事,正义之人必定守法,人们守法并非出自于对法律的惧怕,而在于履行由正义所激励的义务感。 德莫克利特对民主制国家内自由民财产两级分化的日趋严重状况十分不安,强调恰当的比例和拥有中等财富才合乎正义。
      作为德莫克利特的哲学敌手,柏拉图(前427—前347)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正义模式,试图对法与法律的概念加以区别,这对以后的学者们关于正义与法律关系的研究,关于自然法与制定法问题的讨论等均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发展了他的正义论和法制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坚持正义就是善,就是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准则;因此,法律的实际意义就是促成全城邦人民的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他推崇以中庸为特色的中产阶级统治的政体,第一次明确地阐发了法律性质与政体性质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起了系统的政制及法制理论体系模式。
      总之,苏格拉底之后,希腊思想家们开始以“社会正义”概念取代自然法则的概念。他们对道德、正义,以及知识、智慧所作的种种描述,在现实中都作为一种超越人为法之上的原则,体现出了人类对社会理性的执着追求;他们对法律正义问题的关注,表现出了哲人们对法律性质及其功能问题的最初关怀。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日愈模糊,抽象的自然正义渐渐成为具象的法律要求,并遮盖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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