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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三种理解路径

发布时间:2011/9/28 18:46:30|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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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质文化是具有一定特质的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2007年12月22日,对国家一贯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许知远正发表了他最新的一篇文章——《长安往日》。与他不久前的《从上海到西安》比较两个城市不同,这篇文章更多落笔于文化的西安。现在,这两篇文章恰巧为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化,建立了一个可感知的途径。
      许在文中写到,在酒店的走廊里,商场的门口,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他看到了大量秦俑的仿制品;他还和朋友们去了这个城市最时髦的地方——大唐芙蓉园,那是一个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场所,他们一起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我们无从知道,许知远是否同更多的西安人一样,也在内心期待自己是“长安人”。但他在仅有150年历史的上海郁积的急躁,在超过5000年历史的、节奏缓慢的老城西安、从前王公贵胄消遣的永宁门内、夕阳下太白路上的朱雀门前,慢慢消退了。
      两文中,有大量的文化元素存在。秦俑、大唐芙蓉园、150年历史的上海、超过5000年历史的老城西安等等,都是重要的文化元素。所谓文化,就是在过去多年的生活演进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群体共享的东西慢慢积淀下来,变成语言、文字、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甚至变成人们(民族)的饮食起居的方式和思维习惯,影响在这个情境中生活的人们。在这样的共识下,对文化的理解又有几种理解方法。
      一是洋葱说,即文化如同洋葱,有表层、中层、核心层。表层文化常给人直觉冲击,如西安街头随处可见的秦俑,让人感到古城西安秦文化的存在和力量。中层文化则是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比如西安人缓慢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形成了安逸的景象;比如内心期待自己是“长安人”的西安人,提起历史,总是首先惯性地怀念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秦朝和唐朝。核心文化则是一个社会共同的关于人为什么存在的假设,生活在这样语境中的人们,把很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比如美国的人人平等和自由,比如华夏文明中坚守的孝文化,等等。
      但我们随即发现,用洋葱说来理解西安的文化,仍有许多吃力的地方。比如同在中华文明大地上的许知远,从上海到西安后,郁积的焦虑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消退呢?很多人便想到这是地域的不同所致。由此,人们用地域说来解释文化的差异性。这似乎是陈词滥调。在生物学里,学者们把地域看作生物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理由,他们更深刻地指出,纷繁复杂的生物现象只有和具体的地域密切结合起来时,人们才能更亲近、更真切、更具体、更本质的认识生命。这种生物学中的地域性概念,投射到对文化的理解中,就是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和差异。结合洋葱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地区、联邦的大统一或者多民族的大融合会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这正是文化的作用。此时,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无一例外地被统一在洋葱说中的中层文化和核心层文化框架下。因此,具有显著语言差异的陕西、四川、福建、广东、云南、内蒙古,经过多年的分裂和融合、苦难和幸福,形成了基本统一的国家和社会价值判断。
      当然,它们并没有“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它们被奇迹般的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的作用。语言不仅仅是一套符号系统,它之于文化,既是重要载体,更是一种存在形式。语言和文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社会习俗、生活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性格等影响语言的表现形式,语言又同样反作用于社会习俗、生活和行为方式等文化要素。因而,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比如,目前的中外招聘制度中,中外有明显的差异:外资更多地注意人品,中资更多地注意技能的掌握。除了地理空间的文化差异,从纵向的时间来看,这种差异也同样存在。同样就招聘制度来说,300年前中国山西的晋商招聘雇员,只重视人品,招入后,才逐渐在培养和检验人品的同时,培训技能。从晋商在人力资本积累的经验分析,他们获得优秀人力资本首先取决于他们拥有优秀品质的人才。
      从中国沿海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从南方到北方,这种文化的差异会比较明显。如果更大的地域背景下,展开我们的视野,我们会发现,这种文化的差异更加突出,有时甚至不可调和。
      2007年9月,达赖喇嘛过境德国,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达赖“在这里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摇滚明星。德国媒体连续多日大篇幅报道达赖的访问行程。达赖的大幅照片被登在《明镜》周刊上,成为封面人物。有媒体进行读者调查,称多数被调查者表示梵蒂冈教皇本笃16世应该以达赖为模范榜样”。报道还引用汉堡西藏中心佛学教师佩特森的话说,达赖“受到欢迎的原因在于他身上具有大部分人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沉着、平静和内在的文化”。但此举招致了中国的愤怒,因为在我们民众和国家官方看来,德国接待达赖是支持在中国的分裂活动。我们抛却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官方所代表国家利益不谈,单从德国民众和中国民众本身来看,会发现,文化的差异是两国民众对达赖意见完全相反的重要原因。在德国,虽然德语为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但西欧其他国家的语言,东欧的语言,北欧的语言,中东的阿拉伯语,亚洲、非洲的语言在大中城市都可听到。在这个多语言的国家中,设有国家教会,教会具有独立的合法团体的地位,宗教信仰自由,教会的社会福利和各种活动是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更多地把达赖看成一个宗教领袖,而根本看不到达赖所披着的分裂外衣。因此,要理解为什么德国民众对达赖认同,我们还先从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入手,包括分析其社会制度、历史沿革、生产生活方式、民族习惯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现在的思想与行为。从哲学角度看,不同的人生经历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同的民族演进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性格。
      文化的洋葱说和差异性是认识文化的重要路径,但我们我们很快会发现,这两个路径仍然过于笼统和宽泛,不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解释《长安往日》和《从上海到西安》两文中提到的众多代表性建筑,比如成为社会中上层人士重要宴请场所的大唐芙蓉园,飘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建造的唐人街,黄浦江对面的那排维多利亚风格、曾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怡和洋行的总部的暗灰色老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引进一个新的概念:文化场。建筑其实代表了一个场,如同酒场、赌场、烟花场一样,这个场是一个具体而又宽泛的所在。在这个场里,形成了以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社会关系等为主要特色的不同的文化。比如大唐芙蓉园是西安中上层人士的出没的地方,它们在这个场里生活和活动,这个场蕴涵的社会关系、经济成分明显异质于黄浦江对面的那排暗灰色老建筑,那里更多地带有资本的成分,是典型的资本场。再比如唐人街是飘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聚集的地方,这个场则更多的是文化和民族的成分,属于文化和民族场。但即使是生活场,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也会具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大唐芙蓉园形成的文化场与大街小巷的羊肉泡馍摊形成的文化场便迥然相异。它们的相异,折射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阶层代表的不同的利益。场也有大小之分。上述的建筑和与此相关的生态系统属于小场,地域则是更大的场。大场是由无数小场组成的,从一个场到另一个场,一般就会产生跨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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