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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营运动”的来临

发布时间:2011/9/28 18:34:26|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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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为王
      按照国家民政部门的有关资料,民间组织(对非营利组织的官方正式叫法)共28万家。其中包括行业协会等在内的社会团体15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万家,基金会近千家。另外,清华大学NPO研究所把大量存在的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海外在华项目组织等十类组织,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也都归入了NPO,据估计总体规模大约有200-270万家。他们活跃在扶贫、环保、法律援助、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虽然数量巨大,但更象一盘散沙,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的非营利业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浮出水面,由于缺少统一的规范和法律地位,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也不免泥河俱下。
      有人认为,对现有官办NPO的存量改革是中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重中之重,也确有有识之士曾经或者正在做着这种尝试,然而,到目前为止其效果还未彰显。其实,“没有天敌谁都不完善”在公益界同样适用。与对现有存量的改造相比,对增量的拓展显得更加重要。“增量”是什么:新人、新钱、新机构、新思路、新制度。任何改革都会因为动了别人的“奶酪”而增加阻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创办特区、引进外资、放开民营经济等等无一不是在发展上做文章,在增量上做文章,并以增量的拓展促进存量的改造。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新兴的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据统计,目前美国的非营利业占整个GDP的8%,创造的就业更是占总就业人口的10%以上,我国在慈善捐赠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可见,虽不能说中国在这方面是一张白纸,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初级阶段。用非营利研究的前辈朱传一先生的话说:对国际非营利部门的整体而言,我们现在才刚刚打开一条门缝。

从“三条腿”到“三个圆”
      非营利部门的增量拓展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本文将着重探讨如何挖掘企业进入非营利部门的潜力。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三大部门的演变过程。
      公益业界最津津乐道的理论莫过于“板凳”论,即政府、企业、NPO(公益慈善类组织是NPO的重要组织部分,但并非全部)是支撑社会的三大部门,就像板凳的三条腿,只有三条腿都很强壮,社会才能稳定。有学者认为现在提“三大部门”为时尚早,虽然中国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民间组织,但其不仅普遍存在资源缺乏、规模有限、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低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大环境对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认知和共识,因此,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部门体系尚未形成。
      先看政府和企业的交集,30年前,中国不但没有真正意义的NPO,甚至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计划经济使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那就是政府,企业只不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企业办社会”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企业的通病。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引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真正出现了作为独立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管理逐渐向调控、监督和服务型转变。当然,这个第二部门(市场和企业部门)的产生过程,始终伴随着“公”与“私”、“性资”还是“性社”的激烈争论,每前进一步都有着巨大的阻力。在这种转变的初期,一些国有企业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交集部分,他们一方面占有政府垄断资源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普遍认为这有违公平竞争原则,反“官倒”就是一例。随着政企分开,打破行业垄断等诸多的市场改革,政府和企业的交集越来越小。
      回顾第二部门近30年走过的道路无疑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NPO/NGO顾名思义就是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部门,它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出于公众利益目的的组织形式,在我国这类组织被称为“民间组织”,也就是说虽然其非政府和非营利性未被强调,但其“民间性”则是讲的很清楚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公益慈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则几乎成为各界一致的共识。然而,在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初期,政府主办或有政府背景的NPO仍然是“民间组织”的主体,他们处在政府和NPO的交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NPO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无可厚非的。“亦官亦民”的身份在这些组织发展的初期最大限度地获得各方信任,聚集社会资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中国公益慈善在萌芽阶段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其作为“二政府”垄断公益资源,并由此产生的衙门作风、透明度低、效率不高等问题已开始为人诟病。官办NPO只凭政府资源获得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草根组织”还不足以和官办NPO形成竞争,但不同背景的官办NPO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靠品牌、靠公信力、靠资金的使用效率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可喜的是有些有着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了以“自愿、自律、自救”为宗旨的行业自律行动,它们自觉地按照国际NPO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说官办NPO的民间化和民间自发NPO的成长共同催生着中国第三部门的壮大。
      企业和NPO的交集是本文的重点。反观西方公益慈善业的发展历史,建立公益慈善科学体系的是100多年前的卡耐基、洛克非勒等企业家,在当代,比尔.盖茨等新一代慈善家在捐出巨额财产的同时,也并不满足于在仅在支票上签字,以“股神”巴菲特之盛名而宁愿把钱捐给盖茨基金会,而非自己运作,则足以证明“行善”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卡耐基、比尔.盖茨、李嘉诚这些一流的企业家为公益慈善贡献的决不仅仅是金钱,他们领导着这个行业的潮流和方向。在当今中国的企业界,“咸与慈善”已经成为新的风潮,但企业与NPO之间的联系还停留在捐款层面。其实,国际经验和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现阶段的现实要求需要企业界对社会的广泛参与,NPO在很多方面也应借鉴企业部门的成功经验和方法理念,我以为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理念,公益领域应引进企业界的“产业链”概念和市场竞争机制。
      资源,现金并不是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全部,员工时间和物品的捐赠同样重要。我们倡导企业帮助NPO要发挥企业的所长,最近国际知名的麦肯锡公司帮助中国NPO进行战略咨询就是这方面的范例。目前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企业公民”现象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方法,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一股NPO向企业界学习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的热潮。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借鉴风险投资操作模式的“风险公益”或称“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把NPO的使命清晰、开放、信任和分享与企业的注重创新、高效和结果导向相结合“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以及最先出现在高科技领域,后被美国、日本等国运用于培育处于发展初期NPO的NPO孵化器(Non-profit Incubator)模式。
      人才,在中国NPO发展的初期,其从业人员以政府退休和分流为主,长此以往,势必出现人才尤其是中高层的骨干力量匮乏的状况。最近,我们可喜的发现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白领一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公益慈善事业。他们有的会成为“志愿者”(在国外,企业经理人在NPO挂职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才流动方式),有的则全身心的投入社会创新的洪流,成为新一代的“社会企业家”。

穆罕默德•尤纳斯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对于这位新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纳斯来说,中国政商各界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似乎从他的成功经验中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和研究农村金融改革的学者希望通过尤纳斯模式推进中国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甚至有学者希望此举间接激活农村信用社改革;企业界人士欢呼尤纳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的获奖是最佳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例,它标志着企业在创造一个商业模式的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惠及穷人……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位尤纳斯先生呢?教授、银行家?我想可能尤纳斯先生最喜欢的称呼莫过于“社会企业家尤纳斯”。
      他在《社会企业家的解决之道》一文中说:“长期以来,我们把企业家描绘成一种只关心利润最大化的动物,整个的商业机器都在塑造着只具有这一种价值取向的投资人和企业家,似乎除此之外的宗教、感情、政治等取向所产生的影响都与‘真正的企业家’行为格格不入。”尤纳斯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企业家:“他们不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他们致力于促进社会变革,他们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是通过创办或支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的方式来实现的。
      尤纳斯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可能性:“我们真的能够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现这种企业家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和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做好事的人’是同一种人,只不过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正式的称呼叫‘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的固有传统,它与‘助人为乐’一脉相承。所有的宗教都在弘扬这种人性的光辉,所有的政府都会鼓励这种行为(比如免税),很多优惠政策会被创造出来以保证他们可以创办法律意义上的实体以实现他们的理想。”
      尤纳斯作为社会企业家的现身说法无疑会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有人甚至欢呼这是迄今为止企业和非营利部门最激动人心和最富有前景的结合方式。那么什么是“社会企业”呢?其实,在国际上社会企业并无公认的定义,这反映出世界各地的实践者都在依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对社会企业活学活用。当然,基本共识是存在的:
      1) 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唯一使命,并不聚敛财富;
      2) 社会企业以创新思维高效整合资源并力图博采众长,尤其是把NPO的使命清晰、开放、信任和分享与企业的创新、高效、结果导向等相结合;
      3) 社会企业强调受益人的自尊和自立,它把原来的社会福利的依赖者变成自食其力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正如《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的力量和新思维》的作者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他认为:变革时代的很多社会问题不能为公共部门和商业组织所能回应,而“社会企业是无数受各种变革使命驱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途径的总称。”
      中国社会目前同样是处在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同样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政府和商业组织同样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快速反馈和有效回应,也就同样需要一批对社会需求有着敏锐嗅觉的社会企业家创办社会企业去填补这些空白,比如以社会企业方式广泛吸纳失业下岗人员在从事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中就业,就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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