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明研究 > 两种模式的制度悖论

两种模式的制度悖论

发布时间:2011/9/28 18:27:00|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字体:

“制度悖论”的提出
      社会现象千变万化,但有时似乎又可表现出某种奇妙的“整齐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们常可发现这样一类制度经济学现象,某一特定区域经济,经过早期路径形成期、进入快速发展期、达到高峰期,逐渐模式化,形成稳定之制度结构,获取稳定制度收益;而制度一旦被模式化后,往往摆脱不了相对衰退之命运,形成“倒U型”变迁路径。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模式化悖论”,即制度模式化可最大化特定发展路径的制度收益,但制度模式化同样会内在地导致制度衰退。
      从历史上看,明清时代,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一种既亲密又松散,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安徽商帮(徽商)。其纵横商界几百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势力。然而发展到近代却走向衰退,最终一蹶不振。其他区域性商帮也大致经历这样一个变迁过程。如果说,在古代农业文明下,由于运输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限制,制度环境变化相对缓慢,一个制度、一个模式变迁周期较长,那么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下,制度环境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宏观政策、倾销与反倾销等等) ,一个模式变迁周期就要短的多了。

“制度悖论”实例:新旧“苏南模式”
      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诸多模式,而这其中最为具有先进性的要数“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了。而这两种模式在发展到一定时期,皆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制度模式化悖论”,并逐渐通过制度新陈代谢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化解。
      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在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之后,又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即所谓的新“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进而形成众口皆赞的苏南发展模式。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传统苏南模式”逐渐衰微,甚至走向“终结”。于是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对“苏南模式”作深层分析与评判。新世纪以来,“温州模式”亦复呈现衰落迹象,而“新苏南模式”却又焕发生机。这一系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模式兴衰循环,无不凸显“制度模式化的陷阱”。
      “苏南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间隔性变迁”,即制度变迁有持续性但不同于“自执行”,有停滞但不同于“锁定”,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悖论”的破解
      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难以持续、稳定的获利。最优制度安排是动态而非静态地存在于制度选择集之中,如果要从制度选择集寻找到最优制度安排,那么首先就需要而且必须要放弃模式化思维。
      新“苏南模式”与传统“苏南模式”相比,存在若干有利于摆脱模式化悖论的良性因素,例如,清晰的产权结构、富有开创意识的政府精英集团、比较有效的政府治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在这些有利因素中,多模式间竞争有利于消解模式化悖论。
      苏南地区经过产权革命与结构调整,历经城市化与外向化的推动,正进入了一个多模式时代,这包括江阴的“内生经济模式(传统企业+上市融资)”、昆山的“外来经济模式”、吴江的“民营经济模式”等等。
      多模式竞争提供了多种发展路径的实践典范与社会知识。随着各种发展路径实践与得失经验的积累,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地方政府逐渐扩充了对制度选择集的了解(如温州模式对传统苏南模式的启示,新苏南模式对温州的启示),从而为自身进一步制度创新奠定了社会知识基础。
      多模式竞争条件下,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无法形成绝对优势,皆无法维持垄断制度收益,这就促使各模式必须保持对环境变化的制度反应机制,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
      多模式竞争条件下,多模式竞争具有另外一个有益的功能,即竞争产生外部压力有助于区域内政府——民众行动目标保持一致,有利于消解制度变迁外部性,从而形成区域政府——民众联合“集体行动”。
      在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压力下,各模式形成内源型与外源型的双重动力机制,获得制度变迁的持续激励,被迫保持对环境变化保持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摆脱“制度悖论”

两种模式带来的启示
      改革开放到今天,苏南、温州成为中国积累财富最成功的地区。他们分别以集体和个体为单位因地制宜地抓紧机遇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仅就这两个早年间的传统模式看也很难说哪个更能代表中国的普遍情况。
      最近几年,“苏南”、“温州”模式被两地人民不断地填充新内涵,都在转向股份公司为主的现代企业,都在努力挤占国际市场份额,都在挺进高科技,二者之间差异趋于淡化,模式趋同化随着经济转型成为趋势。可以说,温州与苏南在奔向民营股份制经济的征途上,是“殊途同归”的。
      在这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个别地区特定阶段的发展模式所能给出的启示是有限的,试图推而广之更不合时宜。放眼未来,明晰的产权和规范的竞争行为,将成为各地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混合所有制,统一市场,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将成为近期经济发展的主要走向。
      

分享到微博或其他平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