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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的差异比较

发布时间:2011/9/28 18:26:31|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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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赋税苛重,民众便在富庶而高压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隐忍的性格。这一地区农本思想、农战观念源远流长,人们普遍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视出门在外为畏途。
      温台人几乎没有什么本业(即农业)观念,相反,视做生意为正途。他们愿意长期出门在外,从而普遍善于捕捉机会,察言观色。
      苏南企业家增长的是“软功”、“内功”,而温台企业家增长“硬功”、“外功”。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模式。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初始发展条件不同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该地区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大中城市,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的辐射能力较强。温州地区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处偏僻,土地贫瘠,经济基础差,客观条件与苏南相去甚远。但温州人顽强、洒脱、自主、务实,且长期受到叶适等先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历来就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在极“左”时期一直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温州经济曾经被戴上许多黑帽子、破帽子,喻其为资本主义经济、投机倒把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改变,人们终于醒悟,温州经济最本份的内容,其实就是当今我们努力跟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最具地方特色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本经济。

工业化和市场化路径不同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等地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温州地区因缺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走的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发展道路,采取走出去闯市场的办法,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
      温州经济有着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的特点。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的产销大基地。温州这种区域性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温州企业的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体现为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被称为“小题大做”的经济。

资源组织方式不同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在温州地区,由于集体资源有限,人们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他们很注意专业化市场的培育,其中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温州经济发展的整个阶段里,家族制企业一直是其一个重要特点。它凭借强大的凝聚力、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在企业创始之初有着别的类型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减少代理成本、降低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方面。传统温州企业规模不大,科技含量较低,区域的产业集中,因而采用此种企业制度管理起来相对简单。同时,温州的家族企业的经营者都能够更自主的解决、决定某些问题,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作决策也较快灵活。而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成员更容易和能够为了家族利益而互相配合、团结奋斗,因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这一点,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而这对于温州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也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财富积累主体和方式不同
      在苏南,由乡镇集体支配资源,他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但他们也通过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只不过这种资源共享的前提是个人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主体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果,这正是苏南经济增长乏力,而温州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根本原因。
      温州清晰的私有产权,其形成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体制外诱性制度的变迁,是制度创新主体根据潜在的创新受益于创新成本进行比较而产生的自发性制度变迁。改革前的温州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不具备大规模的形成集体产权的条件。因而只能通过市场自发地组织资源,由家庭或个人直接投资,形成私有产权,通过家庭生产队联合生产的替代,来完成农村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此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地矛盾突出,温州农村多数家庭并不以单一的农耕为生,通常还兼营家庭手工业。总而言之,温州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沿着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这一路展开,企业的产权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所有权与经营权也逐步走向两权分离,企业的组织形式由家庭经营逐步向家庭之间联合经营的股份合作制、公司制方向演变,从而使企业的产权更趋明晰。这些转变为温州经济的内源性增长提供了可持续性的保障。
      资本内源性增长的特点可以从微观产业组织(企业)的产权结构上看到,即明晰的产权制度。要达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拥有具备产权明晰条件的企业,而此类企业往往是非公有制企业,并且其产值总量占工业产值总量的比重往往较高。研究表明,浙江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比重为全国最低,而浙江内部地区之间比较,则表明温州最低。在温州,非公有制的产权明晰的企业由三类企业汇集而来:第一类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建立的私营企业,第二类是20世纪90年代脱去“红帽子”的“戴红帽子企业”(实为私营但挂着“集体”牌子的企业), 第三类是“转制”过程中被拍卖的国有企业。时止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企业的产权完全或基本上是明晰的。这一点在制造业、商品零售、公路客货运输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相比之下,在中国沿海不少地区,尤其在两三年前的苏南地区,“集体所有”下的模糊产权,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内源性增长。

政府职能的定位和作用不同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温州模式被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产品上,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温州政府给予温州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和扶持,才使得温州的经济能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得以成长并取得成功。主要表现在政府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无为”上:顺应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甘冒政治风险对于私营经济打压上的“无为”;以及在营造外部环境的“有为”上:突破政策,率先改革,监督质量,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软、硬环境等。这些内部的“无为”和外部的“有为”举措,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因而面对温州经济的繁荣发展,如果说其地方政府有什么高明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苏南模式存在一系列类似于传统国企的弊端,如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所有制实现形式单一等问题。尽管改革之初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成就。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买方市场的出现,苏南经济开始滑坡。到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销售收入增幅降到10%以下,其中苏州、常州两市的利润额出现负增长。苏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而温州模式尽管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人们都看好温州模式制度创新的意义和势头。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在温州以至整个浙江地区几乎都不成问题。如下岗失业,数字虚报,企业搞不活,经济不景气等等。
      “苏南模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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