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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的演化历程

发布时间:2011/9/28 18:25:40|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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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江南分为“吴”和“越”。中原文化的后代建立“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之正宗,“吴”的国都先后是现在的苏州和南京。而“越”则建都在现浙江绍兴。
      “吴”人始终认为“越”人是野蛮人。在吴、越时这两个地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个不同的国家。(古时认为南方人是比北方要低等一些,而吴人认为自己是“北方人”,而越人是“南方人”。)当时的“吴”人对中国的皇权专治文化认可度很高,而“越”对于皇权专治文化具有反抗思想。

苏南”吴”文化
      古代“吴”是苏南模式文化核心。这一带的人有四个词可以形容:勤劳、精巧、阴柔、秩序。这里的人认为生活的本质意义在于干活。这里的田野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人们俗称每天的工作叫做生活),体现了人们认真、负责、敬业的精神。精巧:人们都有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精神,会算计市场(这种算计,不是强夺,而是为了剩余价值,去不断的思索,不断的进步,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具有市场的竞争观念。从而促使人们不断的去把产品做得更好,更精。阴柔:苏南人强调以柔刻刚,强调“小”字,(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小巧灵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利益来累计资本。苏南人喜欢一种偏于平静和舒适的生活。所以古代江南是没有农民起义的。
      江苏自古以来手工业发达,而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发展工业的基础,再加上水利交通的发达,使得整个江苏工业发展活跃。江苏的水利四通八达,它拥有两条水系(太湖水系和长江水系)。太湖水系一般人工痕迹多,它的水系是呈放射状的。古代苏州府就意识到水利的重要性,基本上每一个到此官员都会大修水库及水利设施。而长江水系则是井状的。因为这边水运发达所以自古这一带的地名多是以码头,桥来命名。对于房屋与水的概念民间有一句俗语称“河街相邻,水路平行”。

温州”越”文化
      “吴”文明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前后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得以长期维系,传统的儒家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南宋时期的温州,却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永嘉人在浓烈的温州商业氛围熏陶下,竖起“讲实际、重事功”的旗帜,倡导“成其利、致其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与传承,这种思想融入到今天温州人特有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禀性之中,使得他们今天能抛弃“乡土观念”,敢于走南闯北;摒弃“重义轻利”,倡导以利致义,破除“安于现状”,勇于创新进取。因此,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使得温州成为了全国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地理位置上讲,温州东濒东海,虽然沿海,但由于地处对台海防前线,建国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因此,温州少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经济成分相对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比重相当小,因而受到的政府扶持、补贴及外资投入都相当少。另一方面,贫乏的资源禀赋,也使得改革前温州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加之他们在历代相传重商文化的熏陶下,许多青年农民于是冲破体制束缚外出谋生创业。农村改革后,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比较收益过低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牵引和劳动力挤出效应,从而使得民营经济能够得以快速的成长。

苏南近代商业文明模式的演化
      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以张善、荣德生等为代表,苏商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之后,临近上海的苏南土绅见识到了大机器和现代工厂,便纷纷回苏、锡、常、通兴办纺织、冶金等加工制造业。苏商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由于文人绅士加入其中,苏商整体素质较高。可以说,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

温州近代商业文明模式的演化
      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至新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家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其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甚至温台地区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制假售假的人和从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苏南”经济模式
      “苏南模式”是江苏南部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讨论苏南模式时,首先要对苏南进行了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定位,称其为江南金三角。整个江苏分为苏南、苏中、苏北。后来政府为了整个江苏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对不同政策分析化的区别,就只分为了苏南和苏北。把苏中的镇江和南京划到了苏南。自此苏南就包括5个地级市和它所下辖的城镇。苏北经济发展基本上和中西部差不多。苏南和苏南模式是两个概念。广义的苏南模式包括:苏中、浙北(杭州、嘉兴、湖州、萧山、绍兴、宁波),它们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和苏南模式一样,整个常州到杭州到上海在地图上是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之势。
      从芜湖到南京顺江而下,长江南北走向,属“会昌”(同属苏、浙、沪)的势力最大,它的地理位置是北面是潮州的毛山,南为杭州的天目山,东是长江三角洲,西面是太湖平原,可以称为江南小三角。它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地方,它的百姓观念和经济发展模式和江苏、浙江、上海很有相通性。它的发展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1、历史上最发达的农耕区。它的小城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社会的关系,县城中很多关系都是靠人缘关系来维系的,而且还保留着农业文明时代的痕迹。
      2、人口稠密。在太平天国期间,这一块是最大受灾区,就出现了富人走,穷人进。在民间有一个说法是穷奔沙滩(长江边、钱塘江边),富奔城。由于资源有限,人口压力大,在当时这里的竞争关系开始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淡化。
      3、水陆交通非常的发达。它是属于平原地区,修路成本较低,陆路交通也很方便。而且这里的交通主要是靠水路交通,而河路运输成本是极低的。乡镇企业中由于交通成本低,而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都变低。
      比如运输钢材,在江苏的一个起点比大邱庄低的小钢厂,由于是水路运输成本低,对道路的破坏低,对于整个企业的成本就低了很多,而钢厂存活。而天津的大邱庄由于运输时对道路破坏太大,维护成本太高,导致整个企业倒闭。它们基本上是码头就是市场,市场后面就是加工场。很多专业化的市场都集中在这一段,所以此地的交易也相当的频繁,最近的市场给企业带来了最好的便利。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其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但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其所有制的局限性不断地暴露出来,他们已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即改革为民营股份企业。不过,他们向民营股份制经济过渡的途径与温州是不同的。他们是在体制内进行改革,把乡镇集体经济改为民营股份制经济;温州则是一开始就在体制外发展家庭、个体、私营经济,而后逐步联合,向民营股份制经济过渡。

 “温州”经济模式
      “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下在温州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体制类型。
      其特点是: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个体、私营(包括独资与股份制)等民营企业为主;2、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以市场调节为主。二十多年来,“温州模式”在体制类型不变的情况下,其表现形态由较低级到较高级,则不断地发生变化。经济形式已经由初始阶段的家庭、个体工商业形式向合伙与股份合作形式转变,现在许多企业又向股份有限公司与集团公司发展;市场运行方式也由初始阶段的本地专业市场与十万购销员跑遍全国相结合的形式,演变为企业在全国各地租柜台、设购销点、办市场,建基地等形式,从而形成全国性的购销网络。
      “温州模式”由于其“利益直接,机制灵活”,极大地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近400万个就业机会(外地来温打工近200万,本地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近200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近5番。
      温州的地理条件虽然处于沿海,但是并没有像其他沿海城市那样从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受益,受到国家的投资和照顾。因此可以说在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正是历代相传的重商主义在温州人中间形成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培养起温州人不怕困难,敢想敢拼敢试的气质。这一点却正是我国其他地区的人们所欠缺的。
      文明上的差异是细微而又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决定的,客观文化环境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没有文化上的保障,没有经过温州独特商业文明背景的熏陶,即便身处温州的环境下,也不一定能取得温州人所获得的成就。比如习惯了耕种生活的西部农民,是很难一时让他们向温州人那样走南闯北的去推销拉货的。因而,从这层次上讲,温州的文化环境既是其独特之处,同时也是其他地区效仿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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