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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商业文明:崛起的华商力量

发布时间:2011/9/27 19:55:27|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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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以商为名的原始部落,近有驰名海外的中国商帮,现有遍布全球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华商。可以骄傲地说,华人是当今世界最关注的民族之一,华商是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封建社会趋于解体,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深渊。近代中华民族向海外的移民,大部分都是破产的农民和难以养家糊口的手工业者,祖国母亲很难再养活他们。在海外,他们也很难得到祖国母亲的帮助,他们常年漂流在外,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从落叶到生根,凭借祖国母亲留给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开创出今天如此辉煌的新业。
      世界一些政治领袖和学者,都认为华商正在成为新世界经济潮流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近30年来海外华人人口的激增,华商正成为新兴经济中的超级力量。
      据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之外的1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有8700多万,他们所拥有的资金多达2万亿美元,可以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力量。
       

一、 华商在资金方面对祖国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两个阵营长期对峙,东南亚经济,以至于西方各国经济,与中国大陆一直处于隔裂状态。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这种状态开始转变。80年代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制造业的工资和成本日益高昂,纷纷设法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此时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无疑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从中国方面看,也正需要大量外资的引入。
      但那时中国大陆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内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差别,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上仍存在较大差异,致使许多事情一时间不易达成官方协议。
      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现在搞经济建设,门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厂”;“我们欢迎海外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
      借此机会,港、澳、台等地中小资本便利用华人之间的宗祖关系,通过民间的网络,悄悄地设法将资金、设备和技术引进内地,促进了港澳台和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华商亦依此情此景,不甘落后,纷纷以香港为据点,利用华人商贸网络打入了中国内地市场。一位海外华人企业家引用一句歇后语形容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情况:“鸭子过河,暗使劲”。
      中国大陆的外商投资环境,总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西方商人对投资中国是否明智,存在很多疑虑。他们经常提出的怨诉是批评中国法治不健全,在条例规则方面缺乏透明度,对原料和能源实施双重价格等等。但是,一位资深的华裔人士指出: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企业家所做的正是向抱着怀疑的世界证实,基于共同语言文化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上和法规透明度上的不足。这种“关系”能力,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内很有存在的价值,直到中国根据法律建立起一个有足够透明度而又明确的制度,以满足外国投资人士的需要为止。当年有关人士还对西方投资家进言:中国充满投资的机会,要和这些投资机会挂钩,最好是通过香港人、台湾人、泰国人、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一句话,即通过海外华人来进行联系。
      今天,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海外华商对祖国大陆经济发展投资的“鸭子”早已游过了河,并在中国大陆的广阔土地上大显身手了。而西方跨国公司的商品与资本,也已经是日盛一日地进入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渐深入、蓬勃发展,从1994年开始,中国大陆接受外资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列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商投资额中港澳台资金占着非常大的比重,其中当然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华商通过港澳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有统计表明,1979至1996年间,港澳台投资占协议金额的68.4%,占实际投资额的68.8%。至2000年12月底,中国大陆实有外商投资企业20.32万户,其中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等地的有13.64万户,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67.1%;同时,外方应缴出资总额为3371.99亿美元,此中港澳台等地的为2019.66亿美元,占全部认缴出资额的60%。这些数字可以大体反映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
      海外华商给祖国大陆亲人的汇款和对祖国、家乡公益事业的赞助,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华商帮助祖国大陆建设的传统形式。广东曾是第一大侨乡,粤籍华侨华人超过1000万人,港澳同胞500万多人。改革开放20多年间,海外乡亲捐款赠物累计总值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兴办公益事业2.6万多宗,建桥修路,投入教育、卫生事业。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侨乡,大量的侨汇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转化为企业的启动资金,加之许多技术设备的无偿转让,使侨乡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侨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欣欣向荣。
       

二、 华商在商业文化领域对祖国的贡献

 
      中国大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有力的海外华商的积极参与,它们所带来的不仅是外资,还有最可直接借鉴的运用现代商业文明中市场经济规则的经验。
      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转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商提供了最可直接借鉴的形式和经验。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莱斯特•瑟罗所说: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资金,最主要的是教会了他们的民族同胞尊重和运用市场经济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和对待所面临的商业活动。
      多元文化特质是海外华商在世界各地易获成功的重要条件,并使其成为联系中外、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支独特的重要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勤劳节俭,不少华人企业家靠的就是勤劳节俭而致富。许多华人企业家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崇尚以礼为先,以诚信为准则,讲求顾客至上、信誉第一、义利并重,广结良缘、亨通财运,从而获得所开创事业的稳步发展。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偏面性、狭隘性和局限性。例如,重人情和过分依赖人际关系的信贷扩张,就是与现代资本商业文明相违背的,势必是很不健康的。
      海外华商文化不可能只包括华人从中国秉承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应该和必然要包括华人在居住国所吸收、所兼容的其他文化。华侨华人久居异国他乡,政治、经济、文化、习俗都已融入所在国的社会。华族文化以外的他族文化,包容于衣食住行、教育、工作、社交,以至习俗、语言和娱乐活动等方面,这些外族文化对华商经济活动都产生重要影响。
      在华人族群聚居的东南亚以及华人族群涉足到的其他世界各地,都有其当地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会被久居那里的华侨华人所学习、所吸收,构成世界华商文化的组成部分。
      东南亚华人社会,以能够适应入籍国家的语言文化著称。他们有讲几种语言的能力,讲入籍国家的语言,自己中国老家的方言或华语,经常也讲英语。这种多元文化来自与其他文化共存,汲取其他文化的优点。多元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价值,这一点美国得到了,新加坡也认识到了。
      如今世界华商文化的相当大的部分,还包含了当代西方的社会文明与商业文明。在华族人占据多数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那里的市场经济秩序、商业活动程度,基本上已经是按西方国家的方式进行的了。东南亚很多的华人企业是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与此同时,他们重视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第三代人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在西方受到现代企业管理的训练,加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青年学子不断地涌向美欧求学深造,正在形成庞大的海外华人族群的科技精英阶层。
      这个科技精英层正在与传统的和新兴的华商资本相结合,不但可使华商在知识经济时代居于竞争优势地位,也会使华商文化在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当代世界文化精华。
      所以说,华商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华侨华人所在地文明与当代西方商业文明的巧妙结合。
       

三、 华商在世界市场网络上对祖国的贡献

 
      海外华商的经贸网络,主要是以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为基础而发展、扩大起来的,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的形成,更集中地体现华商网络的基本特点,它是依托于华族移民的族群关系,随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之中,而扩散到全球。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形成一条民族移民的世代走廊。
      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和江苏、浙扛一带,那里方言众多,移民们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等。并在帮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各帮移民很会经商做生意,各帮的商业活动也侧重于一些地方和某些物产。例如米业,早期是由潮洲人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操纵和控制。
      随着各帮移民经商生意越来越红火,宗亲与乡亲会馆便成为华商集会的重要场所。中华商会逐步突破了亲缘和地缘的限制,作为华商们业缘组织,便由此发展起来。由同姓宗亲会到异姓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中华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华商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华商经贸网络的企业形态多种多样。母公司之下设立分公司、转而投资企业等;在企业外部发展联营,建立合资企业、联营公司、联系公司、联号公司、控股公司、跨国公司等等。华商传统的合伙制向股份制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华人财团的崛起,在传统伙伴制的基础上互相掺股,组成具有实力的集团,进行多元跨国经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华人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过程,对华商来说,既能有效地避开一个时期中一国国内政策对它发展的限制,或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外部网络的办法来分散风险,同时又能适时、有效地迅速占领世界市场。
      世界性的华商网络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它能直接参与新型产业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
      华人企业通过网络寻求的是市场优先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甚至服务都无法与美、日企业抗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企业高效运转的原因。世界华商经贸网络在全世界的拓展,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把华商企业之间的关系比作当今电脑的互联网网络。认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特征上二者都十分相似。互联网电脑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任何一位入网成员都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网络的价值来自于信息市场的扩大。在华人圈,企业网络也可以无限扩大,没有权力中心。他说:“那是很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华人家族企业其实就是宗族和同乡之网,许许多多小网交织成一大面铺盖全球的网络”。
      我们看到,以文化为纽带,以网络为平台、以各种社团为组织形式,华商网络集合了现代商业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双重优势,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和事业前景。正是这张覆盖全球的市场营销网络,为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大陆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取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外汇,赢得今天“中国制造”的全球美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华商在新兴经济上对祖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华商的形象和内涵也在不断地拓宽和更新。老一代海外华商的经营以手工业、餐饮业、加工制造业为主;以海外“新华侨”和国内“海归”为主力的新一代华商,则积极参与高科技创业,重视开发创新,开拓国际市场,渐渐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老华商多以人际关系网为基础发展事业,家族式经营居多;新华商善于运用金融资本,着力建立规范化的现代管理方式和经营机制。老一代华商勤奋耐劳,重视与所在地的融合;新一代华商灵活运用各种金融手段,重视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市场效益,积极与国际接轨。
      例如,50年代华商就开始在国外开办高技术企业,王安电脑公司曾在美国高科技行业风光一时,资产高过50亿美元。80年代以后,一些具有高知识背景的华人或实力雄厚的东南亚华商的第二代,开始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泰国等地开办高科技产业,香港和台湾的某些华人企业也向高科技领域扩展。
      再例如,日本的华人企业家李坚,带领其IT公司于2003年在日本上市,成为华人高科技企业的成功范例。李坚上世纪80年代初到日本留学,毕业后进入软件公司,从普通的技术人员起步。日本的华侨华人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贸易和行业,但李坚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更希望与日本市场上的对手在同样的标准和共同的条件下竞争,磨练和提升自己的实力。
      马启元先生曾在美国的大学从事脑科学研究,他感到从事投资创业、将科研成果还原社会的学者太少,便做出回国投资从商的决定。回国后他致力于扶持微电子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创新,为有志以科研创业的人提供“第一桶金”。他认为“海归”具有国际视野和一定的资本积累,易于在国际市场展开事业并获得肯定。他把“海归经济”列为中国目前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
      上述等等,只不过是众多新一代杰出华商中的部分。新一代华商充满进取精神,他们同老一代华商一样,在创造个人成功的同时,关心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期待为中国的崛起有所作为。中国的发展为华商提供了商机和舞台,华商的力量也为中国产业升级和“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得益于为数众多的海外同胞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自然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经济呈现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在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吸收外资状况后,感慨地说:“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华人的强有力的积度参与,而俄罗斯则缺乏这样一批海外俄人”。
      由此,使我们认识到了海外华商对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建设的特殊贡献所在。中国的经济通过海外华人的族群网络走进了世界市场,海外华人在中国投资的成功确立了世界市场对中国的信心。这种贡献是中国海外华人的特色,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特色,这一特色是任何外国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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