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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路线

发布时间:2011/9/27 19:38:52|来源:文明杂志社|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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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部广阔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便是游牧民族栖息牧猎之地。游牧民族移动频繁,逐水草而居,文化交流虽非其初衷,但客观上仍然起到传播的作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代,游牧民族便在这片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上活动,中国的丝绸早在此时已通过游牧民族从东方传向西方。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代,改变了通向西方的交通路线,迫使匈奴北退,打通河西走廊通道,把通向西方的道路从不固定的北方草原游牧路线南移至沙漠路线,但是北方的东西向草原路线并未消失。

公元4世纪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重要,迨至公元5世纪北魏时期,以平城(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平城和龙城(营州,今朝阳)是这条路线上的两颗明珠。北魏迁洛阳以后,平城衰落,龙城改为营州,至唐而更盛,不但是军事重镇营州都督府,而且是东西南北交会之处,为杂胡贸易之中心。

草原丝路第二个繁荣期在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的辽代。契丹王室通过回鹘与大食结盟,契丹贵族墓葬中屡次发现伊斯兰玻璃器和萨珊或粟特的银器便可证明。耶律大石在辽亡后从回鹘奔大食建立西辽,这与他们之间有姻亲之缘有关。

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从新疆的伊犁、吉木萨尔、哈密,经额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辽西京)、张北、赤城、宁城(辽中京)、赤峰、朝阳、义县、辽阳(辽东京),经朝鲜而至日本。这条路线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朝鲜和日本发现的公元4世纪以来的西方金银器和玻璃器,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输入的。公元13世纪以后蒙元时期,和林、上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向北移动。



这主要是对南亚的交通。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张骞在大夏时已见邛竹杖和蜀布,其实中国西南与南亚的交往并不始于汉代。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和云南江川李家山22号墓均曾出土过蚀花肉红石髓珠,它是在鸡血石上用化学的方法腐蚀出各种花纹的装饰品,公元两千年前即在中亚和南亚出现。江川李家山22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比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还要早5个世纪。比张骞稍晚的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的列瓣铜合也是中亚或西亚的产品。具体的路线根据文献推测,一条是五尺道,一条是旄牛道,都是从成都出发。五尺道从成都经宜宾、昭通、曲靖到昆明,转晋宁、江川,从开远到越南的老街与河内。旄牛道则从成都经西昌、大理、腾冲去缅甸的八莫。西南丝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前面曾提到的青海境内的第四条路线——经青海去西藏的吐蕃泥婆罗道,即《释迦方志》中所记的通印度三道中的东道,具体地说就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5月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印度)时所走的路线,他从拉萨经吉隆(旧名宗喀)去尼泊尔加德满都。19907月在吉隆县城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英山咀崖壁上,发现了王玄策等人所刻的《大唐天竺出使铭》摩崖碑刻。这条路线的发现说明丝绸之路青海道与吐蕃泥婆罗道在青海都兰相连接,成为沟通中亚西域和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这是近年丝绸之路考古学上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发现。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不同,它是以对外港口为基点的。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优秀的造船术和航海技术。自汉代以来,沿海的对外港口是广州(番禺)、合浦、泉州、福州、宁波(明州)、扬州(后来的上海),以及山东半岛的崂山(牢山)和蓬莱(登州)。中国古代的港口多半都以内陆江河的入海口附近为码头,有广阔丰厚的经济实力。外国输入的物产也是以港口为起点,向内陆疏散,沿主要的交通干线都有外国遗物的发现。由各港口输出的产品,也都集中待运,因此,各港口仓储遗址中也屡有发现,比如宁波和扬州发现的向世界各地出口的瓷器,与国外海上丝路所经的有关港口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器,可以相互类比。近年沿海港口附近发现的沉船遗迹,亦备受关注,时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它们也应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

丝绸之路是一项国际的、线路型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所反映的是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世界不同文化如何融合共存,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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